范同寿:充满传奇色彩的水中漂来的竹王,就是夜郎开国者

文章来源:当代先锋网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19日 10:13:42 打印本页 关闭 【字体:

  不知什么时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成了高雅人士的信条。无论居住的地方是亭阁楼台,还是陋巷窝居,都总要种上几株竹子,实在不行,也得养一两盆文竹之类的盆景,以体现自己对“竹”之一字理解的深切。

  竹这种植物的确是人类的终生朋友。由于其生长快,适应性强,有着广泛的用途,人类对它的钟爱远远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植物。打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竹便围绕在人类的身边,形影不离。先民们或用它充作工具,或用它搭建棚舍,依竹而居更可借助来避雨遮阳。到了文明社会,因为在文字的基础上发明了诗词歌赋,文人墨客们又在摇头晃脑的吟诗作对中,给竹加上许多文化内涵。

  中国是世界上利用、培育和研究竹最早的国家。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用竹制造器物。不但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陶器底部有竹编织物的印痕,南方良渚文化遗址也发掘出大量有竹器纹饰的印纹陶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更发现了多达200余件的竹器实物。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竹的影响可谓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苏东坡的这段话,道出了竹在人们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用”方方面面的影响。

  竹在中华文化精神层面的影响更加显著而深刻。古人将“松、竹、梅”誉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则被称为“四君子”,似乎无论怎么排列,竹子都当仁不让地位列其中。在古代,竹是先民们重要的崇拜物,人们把竹作为氏族、部落的称谓或标记,对竹奉若神明,禁止随意砍伐与破坏。尤其在南方,普遍存在竹崇拜现象。不仅重大活动之前必须对竹进行祭祀,还流传着不少“人从竹中生出”的传说故事。

  东晋常璩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

  历史上关于竹的传说故事很多。《华阳国志》所记的竹王故事,《后汉书》《蜀王本纪》《水经注》《述异记》等文献中也都有类似记载。但若论故事的完整、情节的生动,大概还得算常璩的这段文字。这段充满神话色彩的竹王传说,以“竹生人”为背景,既勾勒出古夜郎国所经历的一段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氏族生活场景,又以“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的记述,让研究者们从中获得夜郎国东征西讨奠定疆域的想象空间,还可根据其所处的母系氏族阶段,将夜郎的兴起大体界定在战国年间或更早。

  在历史研究中引用一些传说故事,是很容易被人嘲笑为荒谬的。但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古代神话故事,恰恰存在着某种真实历史的影子,这却是无法否认的。正如女娲、伏羲、炎黄二帝、蚩尤和尧、舜、禹,无论他们是否是真实的,他们丰满的人物形象与鲜明的性格特征,都能令后人体会到社会发展历程的艰辛与厚重。

  英国学者戴维·罗尔创作的《时间的检验》,曾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剥去层层神话外衣,让许多深藏在《圣经》故事中惊人的历史真相最终展现出来。戴维的研究不仅证明了《圣经》中的大洪水是一个真实事件,他甚至找到了挪亚方舟停靠的地点——朱蒂山。这些让人不大敢想象的研究成果,令学者们激动不己。

  当然,不是所有的神话传说都必定有生活中的真实历史原型,夜郎王也不可能真的从竹筒中生出来。但透过竹王的故事,牂牁以后直至秦汉的一段贵州历史,却被衔接了起来。光是这一点,竹王的故事就不应该因为它带上的神话色彩,而轻易地被忽视。

  竹是一种普遍习见的植物,由于具有“不刚不柔,非草非木,小异空实,大同节目”等特征,几乎得到所有人的喜爱。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对竹的崇拜成了中国南方民族的普遍现象。以至不但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苗族等许多民族有“竹生人”的神话传说,台湾高山族人和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同样有竹崇拜和“竹生人”的神话传说。这种现象,不仅是历史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形象化反映,也与早期的狩猎采集生活相适应,是古代不同地区人类某种共同心理素质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

  竹王的故事是所有关于竹生人故事中历史影子最丰满的。我们从中至少感觉得到,就在中原争战不休的春秋战国之际,西南地区生活着一个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的族群。竹是这个族群的崇拜对象,人们以竹为姓,将自己的首领尊为“竹王”。竹王英武雄壮,有着过人的胆识,曾带领族群成员东征西讨,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

  那时候,西南地区的方国,最大的是牂牁,牂牁衰落后,其领地一部分被南越分割,另一部分则为新兴的夜郎所占据。那么,竹王所代表的地方政权,无疑便是早期的夜郎国了。

  班固的《后汉书》中,同样有一则关于竹王的记述。其书写道:“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书中不但将“遂雄夷狄”具体化为“自立为夜郎侯”,还续写了汉武帝平南夷,设牂牁郡,夜郎侯迎降,武帝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等史事。

  《后汉书》的记载,明确将古夜郎的地理位置锁定在遁水流域,又将竹王的传说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了汉武帝,从而与司马迁《史记》中汉武帝授滇与夜郎王印的记载相吻合。这样一来,从战国中后期到西汉的200余年,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均在夜郎国辖境内,便成了后世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贵州的历史学家习惯将古夜郎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这种区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先秦之际的方国、部落乃至后来设置的一些县,概念虽然有别,实际都是当地人自治管辖的领地。广义上的夜郎,即所谓大夜郎,指的正是西南地区一批自治领地里的人们共同体。他们各有名称,但都来自于濮人族系,“皆同姓相扶”,又相互毗邻,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势力族群,这一族群居住的地区被统称为夜郎地区,也就是常说的大夜郎。大夜郎的范围包括今贵州除东北一隅外的全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川南的一些地区。总面积应该在20万平方公里左右。

  水中漂来的竹王,在贵州古代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竹王依靠武力控制了西南地区辽阔的领土,建立起能与中原群雄相抗衡的地方政权,以至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来形容它的强盛,汉武帝也不得不几次三番派遣使者与之会谈,并将王位拱手相送。仅凭这一点,竹王便值得今人认真加以关注。

  也许因为史籍中给这位夜郎历史上的开国者加上了太多的神话色彩,当代人在开发夜郎文化资源时,因为怕沾上“迷信”的边,极少涉及这个传说中的历史英雄。由此,笔者对明代那位创作《西游记》的吴承恩,不禁增添了许多崇敬之情。他不但写活了那个从石头里迸出来的孙悟空,还使《西游记》成为永世不衰的名著。

  作为历史素材,“竹王故事”是如此的珍贵与精彩,什么时候它才会受到人们的青睐,谁又最终来将其演绎成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的,反映贵州历史与乡土人情的文学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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