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出土东汉铜洗小考

文章来源:贵州文化遗产 发布时间:2020年09月10日 09:57:13 打印本页 关闭 【字体:

  铜洗约出现于战国晚期,漱洗之器也。其大小不谋,或深如罂,或浅如盂。即大致有两种,深腹(较高)和浅腹(较矮)。铜洗在汉代上层社会最为流行,元朝户部尚书刘汶曾诗云:“铜驼陌上得铜洗,曾见汉朝风露零”。意思是天下改朝换代,大汉宫廷变荒野,在野草荆棘之中,还能到处见到散落的铜洗。可见汉代铜洗的盛行。

  一、“浅腹”铜洗(3件)

  第一件为1987年兴仁交乐7号汉墓出土,编号87XRJM7-46(原交乐考古发掘报告上编号有误,笔者已作调整)。该洗总重3公斤,合范铸造。圆形,侈口,口径37 厘米。宽沿,达3厘米。平底,径28厘米。假圈足,径16厘米。高仅7.5厘米,为典型的“浅腹”。外腹壁铸洗耳,为一对称倒置兽面铺首,兽鼻穿孔,可以栓系,也便抬举,还兼装饰。最为珍贵的,是铜洗内底铸铭“永宁二年造作工”,七字为阳文,带边框,类似印篆体。“永宁二年”即公元121 年,这一年有两个年号,上半年是“永宁二年”,下半年是“建光元年”,使用者均是东汉第六位皇帝-汉安帝刘祜。年轻的汉安帝共在位19年(106年—125年),前后使用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五个年号,其中“永宁”使用还不足两年。第二件为同一墓葬出土,编号87XRJM7-14,铸造工艺相同,口径36.7厘米,高仅6.3厘米,重2.2公斤。外腹壁铸一对铺首洗耳。洗底铸双鱼纹,尽管锈蚀严重,但仍然可见鱼肥而壮,鱼头朝内,尾向外展开,身披鳞,作游动状。第三件为1975年兴义万屯公社朝沟生产队7号墓出土,编号兴M7-1,口径 36.5厘米,底径15厘米,高8厘米。宽沿,侈口,平底,假圈足,外腹壁铸象鼻环耳一对。整体素面无纹饰,器形厚重。

 

安龙县西城区窖藏出土,暂编号08AX-2。         交乐五里岗汉墓出土,编号87XRJ-202。

  “浅腹”铜洗,形似浅盆,其功能多用于洗手,其“浅腹”的风格,由先秦时期 “盥盘”演变而来。春秋战国儒家十三经之《仪礼·士冠礼》记载:“夙兴,设洗直于东荣”。意思是士大夫们清晨早起,要将 “洗”正对房屋东边的角翼,盛水盥洗。所谓“盥”,就是洗手。“盥盘”发展到汉代,逐步演变为“铜洗”,南宋诗人陆游诗云:“毫瓯羞茗荈,铜洗供盥濯”,前一句说高档茶具,后一句则写出“盥盘”到“铜洗”的演变过程。古人用“洗”,不似我们今天随意,手脏洗手,脚脏洗脚,想洗就洗,饭前洗,便后洗。“洗”对于古人,是一件很庄重的“礼仪”。《左传》记载:春秋五霸之晋文公重耳,未发达之前,流亡到秦国,秦穆公慧眼,认准其是“潜力股”,就“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即嫁五个女子给他,包括女儿“怀嬴”。所谓“怀”,就是其原本为晋国太子姬圉(后为晋怀公,也是重耳侄子)夫人。太子为继位,私逃回晋,怀嬴便依父命,改嫁其叔重耳。一日,怀嬴“奉匜沃盥”,“沃”即浇水,就是用 “匜(形如瓢)”给丈夫浇水洗手。重耳 “既而挥之”,就是洗完未擦,便甩手将水洒在夫人衣服上。怀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意思是秦晋两家地位相等,你怎么可以轻视我。吓得重耳“惧, 降服而囚”,脱掉衣服,找个房间关起,自责请罪。这就是古人对“洗”的严谨,洗个手差点洗出人命来。历史故事亦真亦假,但重耳的墓葬真的在山西省曲沃与绛县交界的安峪镇被挖出来了。

  与 “ 浅 腹 ” 铜 洗 不 同 , “ 深 腹 ” 铜洗之风格,其前身系盛行春秋战国时期的 “鉴”。最早的“鉴”,即“大盆也”,可以用来洗澡。《庄子·则阳》记载,春秋时期的卫国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因为“鉴”盛水,可照影,因此也把照容的“镜”称为“鉴”。今天说的“镜鉴 ” “ 鉴 定 ” “ 鉴 赏 ” , 意 思 就 这 样 来的。唐太宗有一句名言,则对“鉴”的寓意表现更加贴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鉴”发展至汉代,便逐步演变为深腹“洗”。和“浅腹”主要用于洗手的功能不同,“深腹”铜洗,不仅形似脸盆,其功能也类似洗脸盆。当然,不 仅 可 以 洗 脸 , 也 可 以 洗 脚 。 东 汉 许 慎《说文解字》云:“洗,洒足也”。同样来自东汉的思想家王充,其在《论衡·讥曰》也说:“洗,去足垢”。

  二、“深腹”铜洗(5件)

  第一件为1976年出土于兴义万屯汉代土坑墓,编号1104。圆形,侈口,宽沿,口径35厘米,腹径30厘米,底径19厘米,外腹壁铸双弦纹,饰对称铺首耳,整体光洁度好,洗耳纹饰清晰。铜洗通高17厘米,是一个典型的“深腹”。洗内底竖行阳铸铭文: “永元二年堂狼造”,是唯一有纪年铭文的一件。第二件为交乐6号汉墓出土,编号 87 XRJM6-11,宽折沿,圆唇,平底。口径26.8,底径14.5,高17。外腹壁饰凸弦纹 3道,两侧对称象鼻环耳,发掘时底部有生铜锈,经清理内底饰有单鱼纹,鱼纹清晰。第三件为公安移交,经查来源于交乐五里岗汉墓,编号87XRJ-202。圆形,平底,合范铸造,口径35,高17.5。宽沿,达3厘米。外腹壁饰弦纹两圈,口沿与外腹壁折沿处铸象鼻环耳一对。第四件为2008年7月安龙县西城区一窖藏出土,时任省考古所副所长李飞(现省博物馆馆长)率队发掘。暂编号 08AX-2,该铜洗圆形,平底,合范铸造,残缺严重。缺口沿。口径较大,达40厘米,底径16厘米,残高19.5厘米。外腹壁饰弦纹 5道。铺首衔环耳铸造精良,缺环。洗内底铸双鱼纹,铸纹清晰,双鱼头同向,间竖行阳铸铭文:“延熹四年朱提堂狼造作”。第五件为安龙县同一窖藏出土,暂编号08AX3,敞口,折沿,平底(已残)。外腹壁饰弦纹4道。铺首衔环耳铸造精良,缺环。口径35.5厘米,底径18厘米,高18厘米。

  三、铜洗小考

  从黔西南州这8件铜洗分析,分别出土于兴义、兴仁、安龙三个墓葬或窖藏。浅腹 3件,深腹5件,均为合范铸造,外腹壁饰双系洗耳。浅腹高7厘米左右,深腹高18厘米左右。深腹多在外腹壁加饰弦纹,东汉特征明显。铜洗作为水器,离不开鱼。从考古发掘看,底部铸有鱼纹的,出土也最多,因此也有“鱼洗”之称。有双鱼纹,有单鱼纹,有鱼在水草里,鱼在水波里,也有鱼与鹳、鱼与鹤的组合等等。主要体现“年年有余”“事事如意”“富贵有余”等吉祥寓意。从黔西南出土的8件看,也是如此。洗底铸有“鱼纹”的有3件,其中兴义万屯编号兴M7-1铜洗,因底部锈蚀严重,尚未修复清洗,经观察,怀疑也饰有鱼纹。自古以来,我国就有陪嫁的习俗。当年怀嬴远嫁晋国太子,陪嫁的女妾,就多达70人,因此留下“爱媵贱女(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后喻舍本逐末)”的典故。古人把陪嫁的青铜器,称为 “媵器”,就是“赠”或“送”。据山东考古所郑同修《汉晋鱼纹铜洗媵器说》一文,这种 “鱼纹铜洗”多为汉晋时期女子陪嫁之物。交乐7号墓出土两件铜洗,墓主也确系女性,但 “嫁妆说”终究缺乏实质证据,没有铭文支持,不敢妄下定论。不过,初步观察,黔西南这些出土铜洗均为实用器,而非明器。

  黔西南出土汉代铜洗,但并不生产,周围产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今四川西昌市东南一带,古称邛都,《汉书·地理志》记载: “邛都,南山出铜”,其铸造生产的青铜器称 “邛都造”。另一个位于滇东北地区,即云南省昭通一带,古称“朱提(音:shū shí,东汉末年学者苏林考证)”。清初诗人蒋平阶《送李分虎之滇黔》诗云:“乌蛮新幕府,属国旧朱提”,将其毗邻贵州的地理位置描述得很清楚。《后汉书·郡国志》载:“朱提,山出银铜”,山曰“堂狼山”,因矿藏丰富,历史上也以青铜冶炼著称,铸造器物称“朱提造”“堂狼造”或“朱提堂狼造”。如果单以汉洗而言,“朱提堂狼洗”的品牌,绝对力压群雄,冠绝一方。

  “朱提堂狼造”名气虽大,但数量并不惊人。比较新的统计,来源昭通市博物馆丁长芬研究员《东汉时期昭通朱提堂狼造铜器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其统计,历史著录和考古发现有“朱提”“堂狼”或“朱提堂狼”铭文的铜器共107件,有洗、釜、鍪、甑、盘、斗等器,以洗为主。这些铭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均未署工匠名称。据四川通江县文管所李白练《通江东汉铜洗考》一文,其所收藏一件铜洗,款识“永元元年朱提堂狼铜官造作”,说明中央朝廷在朱提设置有铜官。因此可以肯定,“朱提堂狼造”至少在永元元年(公元89年)就已经发展成为汉代“国企”。这107件中,历史著录的因年代久远,其收藏和保存情况,无从查找。如昭通清末秀才张希鲁,1933年写了一篇《汉洗记》,记录其友收藏一件“阳嘉二年朱提造” 双鱼洗,时过境迁,这件洗也许已经被大炼钢铁,也许已经卖到国外,无从而知了。据丁长芬统计,现在全国九省(直辖市)共查实到 “有名有姓”的仅28件。其中云南12件,四川3件,贵州3件,湖南1件,湖北2件,陕西1 件,山东4件,辽宁1件,北京故宫1件。

  根据各类考古报告统计,非常困难,难免百密一疏,有“落网之鱼”。笔者在参加全国青铜器鉴定学习班时,偶然得知重庆市三峡博物馆也藏有一件铜洗,饰鱼鹳纹,铸铭“元初三年朱提造作工”(公元116 年),这样算下来,“有名有姓”能够查实的目前全国至少有29件。如果以今天地市级区域来看,保存数量最多的就是原产地滇东北的昭通,共有8件。排名第二位居然就是黔西南,除了前文所述“永元二年堂狼造”“延熹四年朱提堂狼造作”两件铜洗,黔西南还在安龙西城同一窖藏出土一件辫索纹立耳铜釜,铸铭:“延光元年朱提作”。总共3件,也即是丁长芬统计贵州出土的这3 件。因此可以肯定,汉代历史上滇东北和黔西南的联系是紧密的。

  这几件铜洗从已知时间跨度来看,最早的一件为兴义万屯土坑墓编号1104号“永元二年堂狼造”铜洗,“永元”,即东汉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刘肇的第一个年号。“永元二年”,即公元90年。最晚的一件为安龙暂编08AX-2号“延熹四年朱提堂狼造作”铜洗,“延熹”是东汉第十一位皇帝汉桓帝刘志的第六个年号,“延熹四年”即公元161 年,均属于东汉时期。因此,将黔西南8件铜洗定为东汉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作者单位:中共兴义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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