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切口”立法助推社会“大治理”——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小切口”立法工作综述

文章来源:人民代表报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18日 14:24:49 打印本页 关闭 【字体:

  “地方立法空间大、灵活性大、针对性强,可以聚焦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小一些的题目进行专门立法。”栗战书委员长在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为地方立法指出了“小切口”的方向。

  近年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以“小切口”立法为指引,密切关注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民生和社会治理领域的热点痛点堵点问题,起草制定了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规定、禁止野外用火规定、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法、机关运行保障条例、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通过“小切口”集中解决具体社会治理领域的顽疾,充分发挥其切口小、发力准、效果好的作用,以“小切口”立法推动实现社会“大治理”。

 

  切“小”题目 让法规立项精准

  随着地方立法权逐步扩大、立法数量不断增多,有些地方立法追求“大而全”,和上位法重复内容过多,实践效果也不够好。如何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特别是提高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2019年8月、10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两次作出批示,要求围绕“小切口”民生立法深入研究,力争有所突破。

  2019年11月12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小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社会委、教工委、民宗侨外工委“小切口”立法调研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各机构要高度重视,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通过‘小切口’立法,解决民生大问题。”卫小春在会上强调。

  2020年上半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深入,公共场所随地吐痰行为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重大危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地吐痰陋习,既不卫生也不文明,看似小事,实属大事。

  虽然山西省个别法规对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行为作了规定,但比较原则,约束力不强,效果不明显。对此,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经过广泛调研论证、认真起草修改,于2020年5月15日,由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规定不分章节,共18条,按照“精细化”要求,能明确尽量明确,能具体尽量具体,努力增强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适用范围方面,规定除概括说明外,还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公共场所”范围,即山西省行政区域内的景区(点)和城市规划区内文体活动场所、医疗卫生场所、办公生产场所、经营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公共活动场所、公共密闭空间等9类38个场所。

  在个人义务方面,规定要求公民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应当遮掩口鼻,吐痰时应当用纸巾等包裹痰液并放入垃圾箱内;禁止直接将痰液吐于公共场所的地面、墙壁、绿化带等;患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公民在公共场所应当佩戴口罩,防止传播疾病。

  在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确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其依法委托的单位责令清除痰渍,并可以予以警告;拒不清除的,根据行为发生在室外公共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电梯轿厢等公共密闭空间,分情况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治理机制方面,规定建立了政府、社会、公民“三位一体”的共治共建共享机制。

  “条文虽少,但在治理公共场所随地吐痰行为上,形成了完整的闭环,凸显了‘小切口’立法简洁、有效、管用的特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李福明介绍说,该规定是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专门聚焦治理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地方性法规,也是山西省从“小切口”入手,探索社会治理和民生领域立法的一次成功实践。

  规定颁布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新华社、人民网、央广、法治日报、中新社、山西卫视、山西日报等省内外媒体累计发稿40篇(条),3万6千多字,群众在网上跟评:“这部法规好懂、好记,好操作、真管用。坚决执行、大力支持!”

 

  切“准”特色 让法规拾遗补缺

  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力所在。近年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全省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定了一批具有鲜明山西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做到了对上位法的补充、细化,并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先行、创制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和红色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资源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和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红色文化遗址是革命精神、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以法治力量保护红色文化遗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地方人大义不容辞的责任。”郭迎光表示。

  2019年9月27日,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

  制定这个条例,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立法工作和保护红色资源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

  “这部条例是中国首部该领域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对于引领推动、服务保障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李福明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聚焦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这个“小切口”专题,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抓住关键环节、突破薄弱环节;提高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山西红色文化遗址数量多、分布广,有3400多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保护利用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条例对全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的基本定义、重点任务、工作机制、权责关系、保障体系等予以规范,保障了全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国家和民族处在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三晋儿女开展革命斗争,所展现的英勇顽强、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经过广泛调研认为,在保护利用有形的红色文化遗址的同时,更应该继承起承载于红色文化遗址中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因此,条例专门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等革命精神的挖掘,开展红色文化遗址及相关文物史料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的研究,编纂、出版、制作红色文化知识读本、理论书籍、影视作品,推进数字化保护利用。

  针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结合了山西红色文化遗址的现状,致力于构建保护利用的新格局,也充分体现了山西特色。条例规定,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坚持全面保护与整体保护、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遗址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相结合;坚持合理利用,强化教育功能,突出社会效益,确保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山西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热土,无数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的红色印记。“制定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就是要留住红色记忆,守护红色文化精神家园,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李福明说。

 

  切“实”措施 让法规管用有效

  与“大而全”的一些法规相比,“小切口”立法“管用几条,制定几条”“几条有用就保留几条”“可写可不写的尽量不写”,力求每一条都能可行有效、便于理解执行 ,不仅方便公民阅读和掌握,更方便管理部门执法,法规实施效果更好。

  森林火灾猛于虎。据统计,山西省现有森林面积350多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2.79%,草原面积455万公顷。2020年3月以来,山西先后发生几起森林火灾,通过立法有效遏制森林草原火灾频发的态势刻不容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蔡汾湘表示,有效防范森林草原火灾事故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制定禁止野外用火的决定意义重大、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2020年5月15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野外用火的决定》。

  禁止野外用火,“野外”的区域范围如何界定?决定第一条就明确划定了禁止野外用火的范围,是指山西省行政区域内的森林、草原、林地及其边缘。由于全省各地情况的不同,决定规定了森林、草原、林地及其边缘的范围,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划定;需要规定防火期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决定。

  禁止野外用火,仅靠政府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对此,决定建立了政府全面负责、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决定压实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的责任。条款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是禁止野外用火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决定还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的职责。特别对林业和草原、应急管理、公安机关等部门应承担的职责作了具体规定。

  针对山西省时有发生因电路问题引发森林火灾的情况,决定专门作出规定,穿越森林、草原、林地及其边缘的输电线路、油气输送管道的防火责任单位,应当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分层分类管理,定期开展线路巡查检查,及时排查治理火灾隐患。

  为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决定还要求村(居)民委员会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与村(居)民签订防火责任状,开展野外用火安全宣传、教育,引导村(居)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建立群众性消防队,加强巡查,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等。

  鉴于山西省多数森林草原火灾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为了警示、震慑违法行为的发生,决定依法加大了对野外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按照不同类型的野外用火行为,区分个人和单位,设置了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提高了罚款的下限,并按照罚款额度的高限进行处罚,以增强决定的威慑力。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深入探索‘小切口’立法的规律特点,针对本地突出问题‘对症下药’、针对实际情况‘量体裁衣’,使执法者更清楚、老百姓更明白,更好发挥地方性法规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中的作用。”蔡汾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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