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城墙，官方与私人著述甚多，已不是新鲜话题。城墙即城垣，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是那些时代城市防卫的凭借，也是城区范围的标志。开向各方的城门更是往来城内外必经的孔道。到了近代，随着时代与战争技术的发展，冷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在现代战争中，城垣已完全丧失防护城市的功能，反倒成了城市交通和防空活动的累赘，故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最迟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止，贵阳城墙几乎拆除殆尽，仅有少量残墙段壁隐蔽在民居中得以存在。解放后，尚有城南沿城巷，城东、城西等一些地段断断续续有未拆尽的残墙。由于城市建设的推进，现在除东门、三元宫侧，原一中渡口旁作为城市记忆，修复保留了一小段残墙外，至2000年前后，贵阳存在了至少六、七百年的城墙完全拆除殆尽。城墙跟着冷兵器时代成为过去，一去不再复反。

　　贵阳的城墙，据元《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载;“我军到其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改贵州为顺元，屯住城中”，由此可见宋代的贵阳已有城墙或雏形的城圈，元朝占领后才把它改为顺元，派驻了有关权力机构，并在城中驻军。从后来的地志和文献上看，元朝时期贵阳的城池范围，东西两面与后来的东门西门位置一致，城南下临南明河，北门据说在今王家巷一线，城垣是用泥土筑成的土围子，“墙体卑薄”看来不甚高。清朝中期贵州各府县的城墙不过一丈多高，贵阳元朝的这土围子城墙大概也与后来各县的城墙差不多高。由于史籍文献都只记述到顺元城墙有东南西北四门，没有提到次南门，于是乎后世就有说元代城墙没有次南门。但历来贵阳人用水，城北多用井水，城南靠近南明河，居民多用河水，这城西南距河最近，河边又有渡船的渡口，沿河、沿城一带田亩甚多，为便于农耕、渔猎、樵採、过渡、取水，这里设城内外的通道是必须的，这里的都司路上又多是当时朝廷派驻贵州地方政权中枢的所在地，也是元帅府到花果园庄院的近道，不会舍近求远从西门、南门绕行，所以这城西南不开一道城门通道，要到城墙外地方去根本不方便，可想而知次南门是应该有的。

　　清贵阳老城北部图

　　清《贵阳府志》说元城北端在王家巷一带，但据明方志中所附的几张贵阳古地图看，老城巡抚署之北还有贵州宣慰司署和宣慰司学都在城北城圈内。宣慰司学即后之县学宫地，宣慰使司的前身是元代“顺元宣抚司故址”，王家巷所处位置仅与巡抚署平行，按城北门在王家巷之说，不仅顺元宣抚司在城圈外，就连明朝的察院、都察院(抚署)、宣慰司学有一半都不在城中。由此，元城北端在王家巷一带之说就值得怀疑了。

　　后世元城“北端在王家巷”之说是以钟鼓楼定位的。明白圭的《钟鼓楼记》说元城的钟鼓楼在“城之北隅正街”。《贵州图经新志》说“谯楼，在治城内宣化坊北”。但钟鼓楼具体在“城之北隅正街”哪段?宣化坊又具体在治城内何处?

　　到了明朝，贵州虽远敝一隅，战略地理位置却相当重要。明王朝为了控制西南，在湖广到云南的通道上派兵进行屯垦。贵阳城处冲要之地，同时水东水西两土司新附，虽在城中建立了“贵州宣慰使司”，为了不至生变，又在城中设置贵州卫加以防守与控制。“乃以卫指挥佥事顾成筑城以守，赋税听自输纳”，故从洪武十五年起都指挥马烨与顾成对原顺元土城加以改造，扩展。文献就说北城圈往北突出，将北门扩建到贯城河北岸今喷水池广场一片。贯城河从护城河变成了城内河。扩展出去的城墙段连同原东南西三方土围子全部改造修建成了石头砌筑的城墙。建成的城墙，墙体加高到二丈二尺，其厚度必也相应加厚。改建后的城墙，其规模和坚固程度已非元城可比，分别由“贵州二卫共守之”，即守城之责分别由贵州卫、贵州前卫两指挥使司共同承担城防任务。

　　老地图中的西门城墙

　　贵阳城墙高度与省内各府、州、县城墙的高度，按清朝时期省内各地城墙的高度记载;“定番一丈五尺、开州一丈二尺、龙里一丈七尺、贵定一丈七尺、都匀二丈、镇远一丈五、思南一丈五、遵义二丈、铜仁一丈六、大定一丈五……”由于安顺为“滇之喉，黔之腹”，又是贵州提督的驻地，属军事重镇，安顺的城墙和贵阳一样高二丈二。清朝顺治年间“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重修内城”，又将贵阳城墙加高了三尺，那就是两丈五尺高了(但民国《贵阳市建置沿革述略》说‘增高三尺为二丈七尺’)。由此可见贵阳这个省会城市的重要。从明郭子章《黔记》所附的“省城图”上看，明朝的贵阳城墙周边除城南及城西南濒临南门河，南门河成为这段城墙天然的护城河外，老城东部、北部、西部墙外均挖有壕沟，犹以城东最为明显。也许这些壕沟水塘是后来演变成“莲花塘”、“莲花坡”的主因。

　　明朝时期贵阳得到发展，人口增加，有居民移居城外，城南门外有了马荣街，城北门外有了仁寿街、普定街次第形成，城南还有马荣街市，城北还有凤鸣桥市。到了明末天启间平定奢安之乱后，明廷贵州当局就将北门以外地面民居，建城墙圈了起来，成了新城，开了新东门、洪边门、六广门、威清门四道城门。由于史志记述简略，外城墙好像没有老城墙高，全墙所用石料也不多。柴晓莲的“贵阳市建置沿革述略”说，外城“系土城，有门四孔”，用泥土筑城墙，但城门城楼难用泥土修建，应该使用的是石木建材，要不“明末孙可望毁外城”，毁掉土墙何用。孙可望在顺治九年命在云南“省城五华山创修宫殿，设置大内，毁昆阳、呈贡二城筑之”，也在贵阳搜集建材修王宫。如果外城为石城，建材充足，他何至于还要在城内“贼毁”官署、公所、庙宇，就连在六洞桥一带的明贡院都被他“贼毁”掉了，将建材在翠屏山下的布政司署一带改建或修建他的秦王宫和六部九卿衙门。

　　三元宫后的西门城墙及月城

　　到清康熙、雍正间复修外城时，也许城石几乎拆除殆尽，完全成了土城，所以清地方志就有“乾隆六年总督张广泗帑改建外城为石城”。就是说乾隆六年时，总督张广泗动用国库帑银将外城改建为两丈高的石城，但好像还是没有老城墙高。民国《贵阳乡土地理》文宗璐说;“咸丰中苗乱四起，新城低塌，复加修补，光绪初年……全甃以石，增高五尺”。这样看来，到清末新老城墙才高低一致了。

　　抗战时期，因辟路及便于疏散和防火，新老城墙在乐群路、郭家湾、莲花坡、指月街、飞山街、紫林庵处开了几个壑口，并将各口呼为霁云、虎门、忠烈门、指月门、飞山门、世杰门等名。在中山路打通东西口后，东口曰禹门,西口曰中山门。从那时以后，贵阳新老城墙虽尚存在，但已经肢离破碎，直到最后被拆除。

　　提到城墙，不得不提到月城。月城是城门前的一道外城，由于呈半月状，故有月城之称。按贵阳的图籍，贵阳月城不在正中开门，只在左右两方开门，主要是用来加强城门的防护，缓冲对城门的冲击，一旦敌军攻入其内，守城将士可在城墙和月城上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将侵入者围而聚歼，所以月城也叫瓮城。月城上也修有城楼，叫小月楼。明末以后，北门城楼被改为真武庙供奉真武大帝。次南门被改为关庙，供奉关圣帝君。东门上不仅有叫“神机楼”的城楼，还在月城内修了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后来又在洪边门旁陆续修了灵官阁，威西门旁修了玉皇阁，南门内的永祥寺旁修了斗姆阁。这四座都是道教的阁楼。贵阳新老城共有九座城门，老城的五座城门均有月城，新城除威清门有月城外，其余六广门、洪边门、新东门均无月城。由于贯城河穿城而过，老城北门东侧就有了北水关，六洞桥河口处就有了南水关，新城六广门沙河桥以下也有一座水关。明方志还载贵阳城墙上有“城铺”四十余座，这“城铺”不知为何物，又作何用。

　　由于城墙早已拆除，现在只能在图籍和老照片中看到昔日城墙的局部形貌。在贵阳古地图和一张留存下来的三元宫老照片上，可看到西门月城与其它各门月城有些异样。它对外突出较长，似在月城前还另有城垒，整个平面形状呈梯状。据明刘锡玄著的《围城日录》中说，在西门外，离西门月城外一丈多处有“石坡，高于(城)楼者数尺，向为草木蒙笼，我兵先在城外者依以为营，城中长年都不知此中有巨石可梯贼也”。这巨石比月楼还高，一向都长满草木，还不知“贼”可从此能攀爬而上。以前太平时期城中曾派有官兵在坡前紮营，安军围城后守兵退入城中，此山坡被安军占据。这巨石比城墙高数尺，安军就在这巨石上向城中抛投石块。守军“无以御也，满城无不皇遽”。在西城督师的是按察使史永安，即命兵丁用火銃向坡上发射，“杀数贼，贼乃退”，遂即急命加高这段月城，并在这段城墙上建雉楼垛口与坡对峙，致使安军无法从这处向城内进攻。从这段记述来看，距西门月城前四、五公尺处有一小山坡或巨石，估计经过安邦彦围城后，明军才重视这个地方对西门城防的重要。安乱平息后，这座小坡或巨石是被打平了呢?还是在这座坡周边建以石墙与西门月城相接?以致才有后来这突出的模样?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