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的诞生》（连载）

这篇序作中，王阳明不仅夸赞了《高平县志》本身之佳，更从县志作为地方重要记载文书的角度出发，以小见大阐发对经国安邦的现实问题的思考，隐隐可见王阳明在太学的成长，他已有足够的参与科举考试的应试之才。

这便是辞章之学的第二层含义，举业之辞章。

照理说，王阳明作为“官二代”，又在北京接受了最正统的儒家教育，展现出极高的才华，得中进士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是王阳明的天才惹来妒忌，屡次遭人作梗，弘治九年（1496）他已经第二次会试落榜了。

当太学同学因为落榜而耻时，王阳明却落落大方地安慰道：“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这是何等的磊落气魄，又是何等的自信与阳光。

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这一年的会试在大明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参考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唐伯虎。这位天才艺术家虽怀有连中三元的志向，却也因遭人嫉妒而被卷入一场著名的科考案，以致后来终身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与仕途无缘了。这也使得唐伯虎一生愤懑，形成了狂狷、孤介的性格，导致其在悲剧中度过了后半生。

但彼时，比唐伯虎小两岁的王阳明却成熟不少，不动声色地过了这重要一关，在后来的殿试中取得二甲第七名，也就是全国第十名，荣登进士。

王阳明自己对名次其实无所谓，他之所以参加科举考试主要是想通了王华所说的，想要成为圣人，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首先要有施展抱负的平台。连《论语》中也说学而优则仕，连孔老圣人都看中政坛这个平台，何况王小圣人呢？就这样，王阳明考中了进士，入了官场，王华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为官之初，王阳明还一门心思扑在辞章之学上，当时明代著名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与王阳明即有诗坛争鸣的往来大作。同为余姚老乡的倪宗正曾评价王阳明说：“阳明诗文，起初亦出自何李之门。不数年，乃能跳出何李窠臼，自成一家。呜呼，当世若阳明者，真可谓豪杰之士矣。”可见，如果王阳明没有发出“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的感慨，继续在辞章之学中深耕，恐怕明代诗文史也得改写。至于王阳明从辞章之学中改道的原因，便离不开仕途上所遇到的生死一劫了。

兵家、道家、仙家、佛家，乃至程朱理学，其实都是王阳明在成就人生第一等事即做圣人的道路上的寻觅与尝试。在这种寻觅中，他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也渐渐对各种学说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认识。

但这种认识还需经过生活的某种磨砺才能实现升华。对王阳明来说，这种磨砺并不能从落榜这种一般人认为的生活坎坷中来，与一般人刚好相反，他的磨砺恰是从考中进士的命运中来。当王阳明终于站到父亲最希望他拥有的“学而优则仕”的平台之上时，他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和陷阱，而这场磨难，让他此前的所思所学、所忧所惑，都得到了一种升华。

三、诏狱、生死、龙场

虽常言宦海浮沉，但王阳明也并非入仕之初就陷入迷茫。

起初王阳明被安排至工部观政，工部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观政也就是实习。王阳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负责一个具体的工程，为当时已经逝去的威宁伯王越修建坟墓。这个威宁伯王越也是明朝一代奇才，是一个传奇的儒生兼儒将。

王阳明很小就特别崇拜王越。他小时候还做过一个梦，梦见王越很欣赏他，说他将来要继承自己的遗志，还把自己征战威宁海时候的佩剑赠送给了他。

所以，为王越修墓这份工作，王阳明干得非常投入，而且干得非常好。颇为神奇的是，墓修好了之后，为了感谢王阳明，王越的儿子居然主动把父亲当年征战威宁海时的佩剑赠送给了王阳明。命运的齿轮流转，王阳明后来也是儒生兼作儒将，平宁王之乱，受封新建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