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村T”走秀现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

贵阳路边音乐会。王兴峰 摄 （影像贵州）

新大众文艺成为当下一种现象级文艺思潮，自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与时代语境。陕西文学期刊《延河》于2024年7期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对新大众文艺作出具体表述，即“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颇为直观、形象、口语化。由此开端，新大众文艺不断得到社会认可，直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让我们更有理由总结历史的经验。回望历届党和政府的文艺政策、方针，从政治维度一次次夯实了文艺与大众的紧密关系。进入新时代以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近两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便是人民的文艺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突出表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注脚，并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大众文艺的产生与发展，除时间维度之外自然也离不开不同地域这一空间维度的文艺实践。在这一方面，贵州欣逢其时，走在第一方阵之中。4月，贵州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行动方案（2026—2028年）》，通过25条有力举措支持新大众文艺的全方位发展。在行动方案中，明确指出：“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迅猛发展条件下，由人民大众依托数字媒介与互联网平台广泛参与文艺创作、传播和共享，充分表达和展现文艺才华，深度拓展传统文艺边界的新型文艺形态。”行动方案的出台，既是对贵州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的及时指导与扶持，也是对贵州今后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引领与前瞻。譬如，近几年来贵州‌“村字号”文艺活动早已出圈，“村超”“村BA”“村T”等蜚声国内外；省会城市贵阳的‌路边音乐会，一直零门票、零门槛，累计举办数百场；‌爆款短剧与视频‌《雪山救狐》‌《ENEMY》‌《侗寨天籁》等，播放流量数以千万计；很多来自贵州百姓大众的‌素人创作者在网络上十分活跃，群体规模大，像毕节博主‌晓凡凡、“老辈子文学”代表‌祝薪雁等便是；贵州省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几年来，聚集了一大批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可以说，贵州成为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强磁场，有力地聚焦大众的智慧。粗略归纳背后的原因，一是贵州大力实施“四大文化工程”，本土多元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得到挖掘与整理；二是贵州人民大众在文化自觉、自信上有积累、有传统，民族文化蕴藏大量幽默乐观因子，独具魅力；三是交通、算力、数字技术奋起直追，已赶超全国很多省份。总而言之，这些为贵州新大众文艺的春天创造了历史条件，也让新大众文艺的贵州实践赢得了历史的机遇。

新大众文艺在黔贵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可能被一篇短文所涵盖。笔者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换一种思路，以典型案例加以说明论证。典型案例之一，可以以2025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首播、芒果TV同步播放的电视剧《乌蒙深处》为例。其新大众文艺的表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大众参与影视同频共振的概况，二是电视剧本身内容中新大众文艺的鲜明表现。电视剧《乌蒙深处》开播便“高开高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和短视频、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网络空间里的热点话题。当时，笔者抄录了《贵州日报》2025年12月19日的一组数据，即根据CSM全国网数据，该剧累计收视规模7.8亿人次，CVB中国视听大数据收视率最高达2.83%，最高收视份额达12.52%。抖音话题播放量25亿次，全网热搜110个，口碑话题持续发酵。一部反映贵州乡村全面振兴的电视剧能引发大众参与共享，广为传播，原因之一是电视剧本身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广大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第二个层面是电视剧本身承载了鲜活的新大众文艺情节或基因，讲述的故事是“乌蒙三棵草”（三位剧中人物）的华丽转身，情节线之一是麻青蒿在城市创业后，回到家乡创办民宿，在乡村扎下根来，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初恋对象衮月亮的追求。麻青蒿用手机、电脑等工具进行直播，他所拍短视频在网上火了起来。譬如第1集麻青蒿用手机对鸭池河大桥、百里画廊等家乡美景进行拍摄传播；第5集麻青蒿用手机拍摄衮月亮和女伴去山上采摘紫浆草的画面，凭借这段内容成为当地的流量达人；第9集麻青蒿、吴艾草等人用无人机追踪掏野蜂蜜的场景，传上网后更是轰动。除此之外，另一个与新大众文艺结缘的主角是吴艾草，剧集中多处涉及他外出学习制作网络直播技术，回到家乡后技术不断精进，最终成为直播职业工作者。短视频、网络直播成为吴艾草的致富手段，手机成为新农具，吴艾草成为一个典型的新大众文艺的传播者。由此可以看出，哪怕在悬崖村这样较为偏远、闭塞的少数民族村寨，哪怕地处乌蒙深处，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语境中，也簇生着新大众文艺的肥沃土壤，产生了类似吴艾草、麻青蒿一样的新大众文艺群体，这难道不是新大众文艺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生动写照吗？

第二个典型案例可以列举黔东南作家姚瑶予以剖析，其创作的转变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来自贵州省天柱县的姚瑶，他在文艺圈里给人最早的重要印象是一名有风格的抒情诗人。他从事诗歌创作较早，算得上是贵州诗坛走纯粹抒情化写作道路的传统型诗人。姚瑶的本职工作在电力部门，业余从事新诗写作，出版过《疼痛》《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芦笙吹响的地方》等抒情诗集。后来因为黔东南“村BA”“村超”成为一个个热度高的现象级文旅IP，他将目光从独语、私人话语中解放出来，转到火热的新大众文艺现场，来到球员、讲解员、村民、志愿者、商贩、普通职工等大众中间，写出了报告文学集《“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此书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23年度“中国好书”、贵州省2023-2024年度“黔版好书”等。在榕江“村超”火爆出圈3周年之际，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村超》也正式面世。作为贵州乡村新大众文艺的见证者、拥抱者，他的这部书以报告、纪实书写的方式，解码“村超”千亿流量密码，将“村超”这一黔东南当地的草根足球赛事以文字方式呈献于世人面前。从一个抒情诗人转型为新大众文艺的书写者，他书写的“村字号”文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聚焦“写大众”这一主题。翻阅《村超》，总能想起姚瑶写作时走遍榕江田野村寨和赛场的身影，以及他以朴实的笔触记录大众喜怒哀乐的热情与勇气。全书显现的30位普通百姓的鲜活故事，有血有肉，“人人都是主角”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思想则跃然纸上。

由个体到群体，由耳熟能详的作品到新大众文艺的汪洋大海，毫不夸张地说，贵州新大众文艺的多元实践是丰富、多彩而独特的。人民大众成为文艺的主人，他们不是被动接收的对象，亦不是文艺的观望者，而是深度介入了文艺的生产、传播的每个环节。正因为这样，大众的兴观群怨构成了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内核，传统的文艺圈层被打破，边界变得更加宽泛，文艺创作与大众同频共振的特征更加明显。新大众文艺的贵州实践，正是文艺真正扎根民间、服务大众的鲜活印证。（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颜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