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州

步入古田会议会址时，我的目光被入口处一个栩栩如生的身影吸引。那是一尊小红军吹奏军号的塑像，他约莫十三四岁的模样，一身灰蓝色的军装穿戴整齐，绑腿打得一丝不苟。最生动的是他的神情：腮帮微微鼓起，眼神坚定，仿佛正将全身的力量，凝聚于这一声号音之中。这塑像身形瘦小，让人忍不住在心底暗暗猜测他的年龄，如果他活到如今，应是百岁高龄的老红军了。可他永远定格在少年的模样，永远保持着吹号的姿态，嘹亮的号音仿佛随时会从那斑驳的军号中迸发出来。

这个红军小号手，让我想起电影《古田军号》里那个小号手池有田。1929年冬天，闽西山区寒风凛冽。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上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冬天的这一场雪，净化了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古田冬天燃起的这簇火，照亮了人民军队前进的正确方向。影片中的军号，由一个红军小号手吹响，嘹亮的号音穿透时空，多了一层凝重的意蕴。战士们知道，他们的号音不再只是冲锋、撤退的信号，更是为理想而战、为人民而战的精神号角。

这个萌态可掬的红军小号手雕像，并非静止的青铜或石材，而是一团凝固的火焰，一段被时光封存的激昂旋律。塑像中的少年挺起胸膛，英姿勃勃，头戴一顶灰军帽，帽檐下的大眼睛透着超越年龄的坚毅。他昂首后仰，举号齐眉，姿势充满张力，紧握军号的手攥住的不仅是一件铜制乐器，更是千军万马冲锋的命令。

离开古田，我驱车赶到“共和国摇篮”瑞金，从1931年到1934年，这里一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瑞金众多的革命旧址群和云石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在红井、叶坪、二苏大、中华苏维埃纪念园4大红色景区，这里的红色印记无处不在。横跨苏维埃大道上的红五星雕塑，彰显着热血荣光。风过红都，松涛阵阵，似在回应那一声声穿越时空的号角。

军号，用最简单的音符，传达着最明确的指令；用最嘹亮的声音，凝聚着最坚定的信念。军号是红军在烽火硝烟中吹响的独特文化符号，是一种流淌在军人血液里的精神图腾。红军的每个连队都配有一名号手，他们要熟记上百种号谱，不同的调式代表着不同的指令。而成为号手的战士，往往要经过异常严苛的训练，他们要练到能将号音吹得比风还远、比山还高。当年，正是这嘹亮的号音，唤醒了沉睡的山河，激励着无数年少的红军司号员，从中央苏区出发，突破封锁，跨越雪山草地，将红旗插遍神州大地。

1920年出生于赣州信丰县的朱力金，参加红军时不满12岁，长征途中曾担任红三军团六师十六团五连的司号员。朱力金视军号为自己的生命和武器，历经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险阻，他是赣南红色历史的重要见证者。

比朱力金年长5岁的罗广茂，15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1932年，红军颁布并出版《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内含340多首曲谱。罗广茂结业时获颁此谱，立下“人在号谱在”的誓言。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罗广茂负伤留守，与部队失散。为保护号谱不被敌人获取，他将其交给母亲保管，自己外出漂泊躲避追捕。新中国成立后，罗广茂一直寻找号谱未果，直到1974年，他在拆建家中谷仓时，发现母亲当年将号谱用油纸包裹并钉在底板下，得以完好保存。次年他将这个国家一级文物及号嘴捐赠给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赶到于都县时正值午后，丽日蓝天，白云悠悠。根据事前做好的旅游攻略，我们一行人驱车先后渡过于都县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而修建的5座纪念桥：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5座大桥由西到东依次排开，长桥卧波，气势如虹。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秋风萧瑟，中央红军主力在600米宽的于都河上搭起5座浮桥，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队伍中有许多小战士年龄还不满15岁，他们扛起比自己还高的步枪，腰间别着锃亮的军号，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在于都东门渡口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我又看见一个红军小号手的塑像，比古田那个小号手神情里多了一份凝重，仿佛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万里征途。军号声响起，不是冲锋号，而是告别苏区的出发号。他目光如炬，腮帮鼓起，似有激昂的声音从号角中传出，是呐喊，是不舍，还是一往无前的决绝？渡过于都河的那一刻，历史的重担就压在他们稚嫩的肩上。

一路追寻到了井冈山，车子拐过山弯，最先映入视线的是茨坪入口山坡上那座《胜利的号角》的雕塑：青铜质地的军号被红军战士刚劲的手紧紧握住，缠着一道鲜红的飘带直指苍穹，主体高8.1米，基座宽10.27米，尺寸设计寓意南昌起义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时间。创作灵感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收藏的那把铜质军号，冷峻的金属在井冈翠色的映衬下泛着沉静的光。

在黄洋界景区入口处，有4个身穿灰蓝色军装的小红军塑像，精神抖擞地站成一排。有手握步枪的；有仰天吹号的；有手拿望远镜的；有举着红旗行走的。我的目光被那个小号手吸引，他的身量还不及一杆步枪高。小家伙身姿前倾，灰军装的袖口挽了两道，腮帮子鼓得圆圆的，那把铜号已举到嘴边，仿佛一口气就要把天吹破。他那张脸太小了，小到五官都模糊成几道简单起伏的轮廓，可正是这几道轮廓，让我看见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站在90多年前的风里，鼓着腮帮子，把全部的气力都灌进那把铜号里。这些半大的红军小战士站在黄洋界的入口，像是给每个来瞻仰的人，送上一声革命的问候：一域摇篮唤醒工农千百万；一山星火照亮长夜赤县天。

走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我在一个玻璃展柜中，看见一把铜质军号静静地躺在深色的绒布上。这是当年红四军二十八团用过的号角，铜皮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金黄，氧化成一种沉郁的暗赭色。军号身上有几处细微的凹痕，那是枪林弹雨留下的印记。二十八团由南昌起义部队改编而成，是红四军主力团，因战斗力强劲号称“钢铁团”。这把军号曾多少次伫立在茨坪的风雪里，又多少次在龙源口的阵地上被吹响，那是热血奔涌的呼啸。这把军号吹响时，五百里井冈群山回应，旌旗招展，万木皆兵。司号员与司令员只是一字之差，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红军队伍中曾流传一句顺口溜：“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

从井冈山回到遵义不久，我在新蒲新区红军遵湄绥游击队革命活动陈列室，惊奇地发现一位有姓无名的红军司号员介绍。展板上只有一段简短的文字：“张某某，司号员，大约18岁，1935年3月19日，在磨刀溪战斗中被俘，3月22日，在宋家堡被敌人割肝割舌，残酷杀害，英勇就义”。这位没有留下全名的年轻的司号员，让我久久萦怀。

从古田到瑞金，从井冈山到遵义，我一路追寻着这些青春勇毅的身影，追寻着他们凝固在时光深处的号音。中国军号，依然保持着向黎明吹奏的姿态，从黄洋界上的炮声到天安门前的脚步，这号声已化作血脉，在每一名中国军人的胸膛炽热奔涌。

中国军号，号音回荡，军魂永驻；中国军号，号音嘹亮，热血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