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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长在生活的土壤里 —— 读《廖崩嗒佩合唱团》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0日 打印本页 关闭 【字体:大 中 小】

儿童音乐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近日登陆全国人民院线。对电影的讨论和评论也陆续涌现。电影改编自肖勤的小说《廖崩嗒佩合唱团》,小说2025年出版,其节选本最早刊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廖崩嗒佩”苗语意为“勇敢女孩”,小说题材源自黔东南从江县谷坪乡中心小学的同名合唱团。作为一部从贵州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它讲述的看似是一个合唱团的诞生、排练、演出与反响,实则回应着一个命题——陶行知所说的“生活即教育”。

《廖崩嗒佩合唱团》几乎是这一教育理念的文学注脚,而它的注脚方式,恰恰藏在最不起眼的生活细节里。小吉老师进村寨家访劝学,红糯奶奶不接话,只“垂目拍打这烤熟的大蒜,蒜皮像雪花一样剥落”——山里人用烤蒜对付孩子的肚子疼。这不是闲笔,而是奶奶在用生活的语法回答教育的语法。当地老歌师止血用的是苦蒿和血见愁,村里人计算时间用“插一行秧子的时间”,村里小节天天有,米酒喝不完,“酒是感谢土地的,过节是为了庆祝丰收”。这些细节显示,在月亮山,教育从来不缺席,它只是长在火塘边、稻田里、节庆中,而不仅仅长在课堂上。也正因如此,小说中破解苗家女孩困顿的契机,在于苗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的艺术禀赋——老歌师建议小吉老师“不如从唱歌着手”,合唱团的成立给了孩子们足够的勇气和自信。

顺着这条线索,小说写出了乡村教育在乡村中的位置。在这里,学校重新组织了乡村生活,支教老师、驻村第一书记、吴校长、老歌师和音乐志愿者共同构成守护者群像,克服资金匮乏、设施简陋等困难把合唱团建起来,让女孩们“拥有向上生长的底气”。教育更反哺了乡村的更新发展,女孩们的蜕变悄然浸润乡土,带动村寨老人打破陈旧观念,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这也点明了全书主题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扣合: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撑是人才振兴,而人才振兴要靠教育。教育在这里不是乡村的出口,而是乡村的更新机制——人以乡土为教材成长,再回过头来振兴养育他的土地。

在这条主线上,小说还埋着两重值得深思的命题。其一,在教育资源获取上的差异是存在的,是发展的问题,而非乡村独有。苗乡女孩因学校太远,红糯8岁才上学、14岁还在念小学六年级,而小说没有落入对立叙事和刻意制造冲突套路,只有各自都在尽力的人——不激化矛盾,而在共同处境中寻找共同的出路,这正是这部作品处理社会发展议题的成熟与克制。其二,警惕教育的同质化,守护文化的多样性。书中典型的情节是写老歌师去省城参加音乐座谈会:他穿上13年一次的鼓藏节盛装,却发现专家们讲的内容他完全听不懂——“从头到尾他都像根木头一样杵在那里”,归途中“看着一路熟悉的山山水水,他才重新找回丢掉的半条魂”。这一段提出追问:当统一的现代教育话语来到乡村,大蒜治病、古歌传承、节日庆祝是否会被简单归为落后?小说的回答是“在发展中传承”。当外来干部主张“以生产发展为重,破除陋习,少过节、少喝酒”时,14岁的红糯反驳:“酒是我们感谢土地的,过节是为了庆祝丰收,不是你们想的纯粹是喝着玩”。外来干部最终醒悟:“我们不能脱离地域文化简单地讲乡村振兴。”小吉老师被蒜皮呛得打喷嚏却不生气,音乐人把《大山的小孩》的署名权留给孩子们,外来者带来的不是替代,而是一台让山里声音被听见的扩音器。尊重孩子所身处的生活,本身就是最高形式的教育之爱。合唱团歌曲途经“村BA”的舞台被世界听见,勇敢由此生成:女孩们站上新大众文艺的舞台大声唱出自己的歌,唱出了“会说话就会唱歌”的那个自己。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乡村。”小说《廖崩嗒佩合唱团》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同时守住了两端:火塘里的大蒜没有被标准化知识取代,古歌没有被交响乐取代;女孩们却因此走得更远,也更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乡村教育的出路,不只在于把孩子批量送出大山,而在让教育重新长回土地;乡村振兴的底气,是让表达梦想的歌谣、代表当地的文化获得新的、更大的舞台。(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谭琳妃)

编后

由贵州作家肖勤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廖崩嗒佩合唱团》改编的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近日公映,影片以勇敢女孩合唱团的成长为主线,把乡村美育、成长蜕变、民族音乐传承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脉络自然编织在一起。本期推出两篇文艺评论,一篇从影片的多元艺术手法与镜头语言的角度,另一篇从原著的“生活即教育”角度,共同解读山乡女孩的成长与乡土温情。这不只是逐梦的故事,更是乡土中国里民族文化根脉延续、下一代舒展生长的鲜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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