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决意将“中国之治”引向深入,旨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中国的现代化恰逢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无边界治理难题,加上中产阶级群体规模前所未有,知识分子群体规模前所未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前所未有,多重风险、挑战与价值层面诉求的相互叠加,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秩序,更需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治国理政的灵魂。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人民选择、持续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人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依法治国”等作为高频词,这些显著优势正是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依据。可以说,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一条指导思想更加清晰、更有效率、以人民为中心和更可持续的非欧美模式的东方现代化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效能是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支撑。国际经验表明,国家能力软弱或失灵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包含有国际上公认的“治理”要素,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社会主义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统揽各个治理主体、统筹全局实现高效国家治理的“元治理者”,党领导下的权力分工治理旨在提升治理的能力、效率和效能,从而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败、社会失序以及治理失效等乱象。可以说,强大的国家能力不仅是确保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倚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方法。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既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改造和发展,也是中国因地制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深谙“中国之治”的内涵界定,同时十分重视“中国之治”的理论创新,事实也反复证明中国治理实践取得的伟大成功总是与理论创新相伴而生,这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依然保持生机的活水源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于中国实践,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对于治理现代化中关乎道路、制度等原则性的问题,严明坚守底线,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对于有利于推进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问题,明确了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大显著优势”,其中的一大优势,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在西方“治理”相关理论进入大众视野数十年后,中国将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不仅是突破传统文化“保守主义”的自信,也是抵制西方文化“拿来主义”的自信,从根源上划清了与西方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内涵差异界限。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治理现代化,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炼而成的“中国方案”,必将为“世界之治”提供重要的思想启迪和践行模本。

　　“中国之治”的世界光谱是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终点。政党政治背景下,一个组织从被决定的力量成长为决定性的力量,无不是在社会选择、制度设计和价值凝聚的多重作用中取得的。在新中国,作为制度和国家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国家的建设和预设目标的达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对社会意愿的尊崇、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国家能力的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制度体系和国家能力的核心要素,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型,不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不能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中国价值,塑造中国形象,展示中国风范,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