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铜仁，指的主要是铜仁市城区“碧江区”；广义的铜仁，包括原来的铜仁地区、今日的铜仁市管辖的黔东北10个县（自治县）区；历史上的铜仁，主要是铜仁府，含铜仁、松桃、江口、玉屏、万山。如今的地级市铜仁，沿袭铜仁地区管辖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麓广大地区。自元、明、清直至民国，甚至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铜仁都是武陵山区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武陵山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苗族、汉族、土家族、侗族等共同在此生息繁衍。苗族村民认为，铜仁是苗语，“平坝山梁”之意，全称“嘎冬嘎忍”，简称“冬忍”，早自秦汉以来，便是他们的祖居之地。铜仁各族人民，开发武陵山区，创造出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使铜仁享有“梵天净土”、“中国汞都”、“花鼓之乡”、“花灯之乡”、“龙舟之乡”、“傩文化之乡”等美誉。

　　铜仁城区，古建成群，铜仁东山古建筑群于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古建筑群，包括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两大类。迄今保存完好的公共建筑主要有东山寺、飞山庙、川主宫等。

　　一、东山寺是铜仁历史文化变迁的实证

　　东山，因位于城东而得名。山上建有寺庙，取名东山寺，实为佛道共居。山上岩石嶙峋，古树参天，佛寺道观，错落有致。东山耸立于“锦江”北岸，崖壁直插江水，构成一幅山、水、树、庙浑然一体、交相辉映的美丽画卷，为“铜江十二景”之首。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参议蔡潮在东山之巅修建“澄江楼”暨“川上亭”，并题“舞雩遐思”。嘉靖二十二（1543年），知府李资坤增建“大观楼”，因年久失修，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知府梁懋宸在原址修建“双峰阁”及“兼隐庵”，乾隆年间，知府庄有仪重修。东山自清代以来，郡人及地方官吏先后改建或新建的还有“崇真观”、“崇仙宫”、“真武观”、“文昌宫”、“大雄殿”、“武侯祠”、“护国楼”、“二吴亭”、“魁星楼”等。清代中期，武陵山区爆发“乾嘉苗民起义”，朝廷派兵前往镇压，利用东山寺储存军用物资。寺庙毁于火灾，民间颇有微辞。为平息民怨，云贵总督福康安“首倡捐廉”重修，并亲题“东山寺”匾，还写了一篇《重修东山寺碑记》。东山寺建筑历经多次兵燹、天灾，现存建筑坐北向南，依次为雷神殿、真武观、大雄宝殿及东西配殿。这些建筑，年代不一，到了后期，已形成一个整体，是铜仁历史文化变迁的重要实证。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鸟瞰

　　二、修建飞山庙是希望飞山令公保佑水上运输畅通无通

　　飞山庙，位于市内锦江河畔，始建于宋代，清康熙、乾隆年间重修，坐东向西，三进院落，依山就势梯级上升，由西往东依次为院墙、牌楼式大门、戏楼、天井、两厢、正殿、观音堂、公安殿等建筑物。乾隆六十年（1795年），石柳邓领导苗族农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云贵总督福康安坐镇铜仁镇压，曾到飞山庙祈求“飞山令公”保佑，并获准在庙内悬挂“宣威助顺”匾。飞山庙，有的地方又称令公庙、杨公庙，供奉的是同一个人——杨再思，即飞山令公。有趣的是，杨再思被许多杨姓苗族、侗族民众视为共同的祖先。说来也巧，飞山庙、令公庙的确都建于苗族侗族聚居区。令公庙，又称杨公庙，主要有镇远令公庙、天柱三门塘杨公庙。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修建在通江达海的河岸上，且在城镇下游“水口”处，目的是希望杨再思“保佑”水上木材运输畅通无通。

　　三、川主宫的文物价值非同寻常

　　川主宫，为四川会馆，主祀李冰父子。秦昭王时，李冰任蜀郡郡守，率子组织民众在岷江流域兴修水利，以都江堰工程最为著名，是最早变水患为水利的典范。史载：“蜀人旱则藉以为溉，不遏其流，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别号陆海，谓之天府。”由于李冰父子变害为利，造福于川民，被后人视为“川主”。铜仁川主宫，始建明洪武八年（1375年），时名川主祠，万历十九年（1591年）重修，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重建，更名川主宫。此处建筑群由东往西依次为码头、踏步、石栏杆平台、牌楼式大门、戏楼、两厢、正殿、后殿等。门框石刻对联：“威灵移镇庐阳，庙貌重新，山国直邻泽国；功绩显从西蜀，神光两照，他乡仍是故乡。”。移居铜仁的四川人，大多以做盐巴生意为业。昔日，川主宫码头，停满装载川盐的木船。在中国革命史上，铜仁川主宫曾有一段光荣历史。铜仁人马元熊（1918～1949），1945年结业于重庆国立艺专，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南芷江县中学任教期间，结识进步老师，发动同学组织街头画刊宣传抗日，受到国民党政府仇视，被迫返回故乡铜仁，在开办于四川会馆川主宫的益州中学任教。在校期间，遴选郭沫若、鲁迅、叶圣陶等人的进步作品，汇编为高中语文教材。铜仁解放前夕，马元熊与在铜的几位地下工作者秘密组织进步力量迎接解放。因此，铜仁川主宫，不仅是古建筑，还是富含红色元素的近现代重要史迹，文物价值非同寻常。

　　铜仁城区曾益生商号民宅

　　四、铜仁享有“黔东护商栈”美誉铜仁自古得益于锦江舟楫之利。

　　作为“黔东门户”的铜仁，早在宋代就有湖南、四川、江西客商来此贸易，常以日用百货、陶器换取当地朱砂、水银、桐油、花生、五倍子、土碱、牛皮等土特产。明清时期，铜仁更是“商贾樯帆、络绎不绝”，被誉为“黔东护商栈”。清末民初，来往铜仁的船舶，每天都有几十艘乃至上百艘。城内有大中商户400余家，成为黔东和川东一带各种土特产和湖南常德、湖北汉口等地工业品的集散中心和销售市场。当年以八大商号为主的大小商家，集中在中南门一带。中南门古民居多系明、清传统的砖木结构四合院建筑，位于锦江北岸、东山西麓，群体庞大，布局井然。从南到北，沿着中山路辟有13条小巷；从东到西，辟有6条小巷。其中较具规模的有徐家巷、陈家巷、万家巷、张家巷，等等。这些建筑群依山沿河，青砖灰瓦，鳞次栉比，前后相连，左右相通，既珠联璧合，又自成门户；既有做生意的临街店铺，也有居住的深宅大院。古城区现存木结构建筑167栋，砖木、砖房61栋，保存完好的四合院35个，古巷道11条，天井81个，石库门63个，太平水缸32个。典型民居建筑主要有杨家大院、金家大院、徐家大院、曾益生商号民宅。

　　五、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荟萃之地

　　明清以来，锦江水运日趋发达，大批湖南、江西客商逆江来到铜仁，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开发武陵山区，加上川盐入黔，促进了铜仁府城的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铜仁还是历代封建王朝“开辟苗疆”的前沿阵地，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古籍中即有“经兵火，楼尽毁”、“郡署毁于苗”等记载。但从另一方面看，“前沿阵地”利于加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使铜仁成为古代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譬如，将“犀牛望月”刻成“水牛望月”，将“野鹿含芝”刻成“山羊含芝”，凡此种种，都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植物的叶子刻成鲤鱼形。在汉语中，鱼与“余”同音，鱼受到青睐。人们将莲花与鲤鱼组合成图，寓意“连年有余”。但在苗族地区，村民并非都说汉语，都能取得“连年有余”之效。他们喜欢鱼，崇拜鱼，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总的看来，既是渔猎生活的反映，又是生殖崇拜的表现。苗族地区的“鱼文化”，广泛蕴藏在饮食、生产、家具、服饰、建筑、婚礼、节日、祭祀等方方面面，堪称“崇拜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今武陵区已经没有以鱼为生的人家了，但渔业生产、稻田养鱼的习惯一直经久不衰。因此，养鱼设施，捕鱼工具，在社会生产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许多生产工具，深受渔业生产的影响，刻意做成鲤鱼形。比如木匠用的墨斗，两侧刻成鲤鱼形；古老的“摘刀”，也都保留着鱼的造型。几乎所有橱柜的木门上和桌子的抽屉上，都安有鱼形门襻或鱼形拉手。蜡染、刺绣、织锦、银饰等服饰部件上，鱼形图案比比皆是。但凡逢年过节，绝对不能没有鱼。尤其是在祭祖时，可以没有鸡，没有鸭，没有猪肉，唯独不能没有鱼。鱼在祭祀活动中的地位最高。鱼不论生熟，量不论多少，都必须用鲤鱼。鲤鱼多为稻田养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族村民从事稻田养鱼，具有悠久历史。与稻田养鱼并行，村民还利用公共池塘甚至于防火用的“太平缸”养鱼、种莲。“鱼跃清池满，莺吟绿树低”、“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著名诗句，如果用来描绘武陵山区的“鱼文化”，是再合适不过了。

　　铜仁东山真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