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为界。春秋战国时，其地夜郎崛起，秦汉初置郡县，东晋时期，据史载贵州沿河与四川酉阳西南部的万木镇同属于汉复县，魏晋隋唐及两宋皆有建置，元代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管辖，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贵州宣布政使司，始为一省。贵州全省疆域到清康熙、雍正年间才得以确定，至今未变。由于贵州建省较晚，开发较迟，交通不便，与西南三省及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贵州佛教发展亦逊于川滇，中原佛教各宗派在贵州不如四川之典型，佛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云南之浓郁。从总体看来，贵州佛教处于川滇之间，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色彩，呈现出贵州自己独有的佛教特色文化。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贵州黔北及黔东辖境现存唐代佛教遗存谈一点初浅认识。

　　佛教对贵州的影响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贵州?史书皆无明确记载。贵州地方史志，对于佛教传入贵州的分布、发展、演变和影响诸事亦语焉不详，就其原因是历代史家对所谓“蛮夷之区”的贵州佛教不甚重视，故少有笔录。因此，以致使贵州佛教文化缺乏系统和明确的史料记载。

　　据清代冯世瀛，冉崇文等纂修《酉阳直隶州总志》、王麟飛等编《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清邵陆《酉阳州志》记载：永和寺“在州西南180里，去城子头4里，有古碑一段，文字剥落，惟‘永和八年’字可辩”。可见永和寺始建于东晋永和八年(352年)。寺址位于乌江北岸的四川(今重庆市)酉阳县西南部的万木镇和贵州沿河县黑獭镇交界处，距酉阳县城90公里，距沿河县城仅8公里。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东晋时期，沿河与酉阳西南部(万木镇)同属于汉复县，历史上长期属于沿河辖境，万木镇直到清乾隆年间才划归四川酉阳县管辖。

　　岑巩鳖山寺

　　从上述史载和酉阳万木镇现存“永和寺”佛教寺址证实，早在东晋时期佛教就已传入贵州沿河，佛教对贵州黔北地区的影响乃情理之中，为后来贵州佛教的兴起与发展垫定了基础。

　　贵州佛教的兴起

　　贵州佛教何时兴起?根据目前已知的文献考证，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112引唐《牛腾纪闻》载：唐垂拱元年至垂拱三年(685～687年)，牛腾被“谪为牂牁建安丞，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太平广记》卷112引唐《牛肃记闻》又云：“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道光《遵义府志·宦绩一》、民国《贵州通志·杂志一》均有记载。这是目前有关佛教在牂牁地区传播最早的文献记录。由此可见，牛腾“大布释教于牂牁”，应视为佛教传入贵州兴起之始。

　　牛腾谪居贵州3年(685～687年)，“大布释教于牂牁”。首先是牛腾使佛教闻于牂牁官吏，深入黔中人心，在贵州上下层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二是以县丞之尊，身体力行，亲身敬佛行戒，“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至“夷僚渐渍其化”，普遍开始信仰佛教;三是牛腾“置道场数处”。牛腾创建了哪些佛寺、道场，虽史缺记载，无迹可考，但从黔北和黔东地区所建的唐寺，或多或少都与牛腾“置道场”和传授佛教的影响有关。

　　唐代僧人中还有通慧、海通、义舟和普达等，他们是有史志记载的贵州四大高僧之一，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海通法师。据明彭汝实《嘉定州初创九峰书院》载，海通法师，贵州人，是修建四川乐山弥勒大佛的创建者。宋僧志盘《佛祖统记》卷53载：“唐开元元年(713年)，海通于嘉州大江之滨，凿石为弥勒佛像。”经过18年不懈努力至开元十八年(730年)大佛凿造工程已完成头部、胸部。可惜“全身未毕，禅师去世”。后经唐开元年间四川节度使仇兼琼、唐贞元年间四川节度使韦皋继续开凿，至贞元十九年(803年)终于完成了整个大佛的凿造工程，前后费时90年之久。佛像通高71米，头高l4.7米，肩宽28米，鼻长5.6米，脚背上可围坐百余人，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亦使人们看到了贵州唐代高僧海通精绝的雕凿技艺。

　　另一个高僧是通慧。通慧禅师不仅在贵州传播佛教修建寺庙，而且还以医术名闻京城。据清檀萃《楚庭稗珠录·黔囊》云：“唐天宝时(742～756年)，通慧禅师于思州之鳌山上建般若提会。上患疟，有道士奏师能治，上召之，不经期而诣厥，上果愈，赐金帛不受，赐乘马还山，亦不终期而至。”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均载通慧禅师于唐天宝中在龙鳌里建鳌山寺。由此可知，通慧禅师不仅传教修寺，而且还是德高望重之名医。

　　佛教在贵州传播及寺庙之兴起。首先是通慧禅师在贵州传播佛教，兴建寺庙，应视为佛教在贵州大兴之始。其二，是唐代中期，中央王朝为抗击南诏，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这些外籍移民多来自佛教繁盛之地，有信仰佛教之习俗，入黔定居后兴建寺庙，对贵州佛教发展亦产生很大影响。其三，是唐朝廷在贵州设置的经制州最早多集中于黔北和黔东地区，使中原汉族移民得以不断涌入这些地区，为贵州佛教发展和寺庙修建及佛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契机。

　　习水土城景福寺袁氏宗祠

　　唐代贵州佛教寺庙的始建年代及保护情况

　　自牛腾布教贵州前后，曾有僧人的活动，兴建佛寺，亦开始有佛像的铸造。据史籍记载和遗存得知，佛教至唐代传入贵州后，先后在黔北和黔东地区修建佛教寺庙16处。黔北地区有：桐梓金锭山寺、桐梓兴旺寺、桐梓玄凤寺、桐梓三座寺(长寿寺又名古遵殿、青都观、瓦庙子)，遵义福源寺、大悲阁，绥阳卧龙山寺，习水县景福寺，仁怀永安寺，正安县大成寺、蟠龙寺(又名蟠溪寺)，沿河常乐寺(唐为福常寺)，印江大圣礅铁瓦寺;黔东地区有：万山弥勒寺、岑巩鳌山寺、黄平旧州宝相寺等。史志有记载仅限于上述10余座，实际上唐时在贵州兴建的佛寺可能不止这些。

　　一、黔北地区佛寺隋唐时期，由于四川佛寺兴建和蓬勃发展，桐梓县境在唐贞观年间分属夜郎县及播州带水县地，是川黔交通要道，故黔北地区受其四川佛教影响而在牛腾布教牂牁之前，桐梓兴建金锭山寺和兴旺寺绝非偶然。牛腾布教牂牁之前后在黔北地区建佛寺13处。

　　1.桐梓金锭山寺。据民国《桐梓县志·舆地志·寺观》记载：“金锭山寺，在城南三十里洞子河，内有唐贞观中铁磬，同治初贼乱磬失。”民国《续遵义府志·古迹志》云：“磬在桐梓城南金锭山寺内，铸有贞观十六年等字，同治中寇乱或失去。”故桐梓金锭山寺当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之前，早于牛腾布教牂牁40余年，应是贵州有文献可查修建最早的一座佛寺(已毁)。

　　2. 桐梓兴旺寺。据民国《桐梓县志·舆地志·古迹》记载：“在夜里后河坝(今娄山关镇)，相传唐时荣懿县城隍庙在此，后迁白鹭垭，改灵通寺。”考荣懿县属唐溱州，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治所在贵州桐梓县北，接四川綦江县界”。故兴旺寺应建于贞观十六年之后，由城隍庙演变而来，早年已毁，无可考证。

　　3. 桐梓玄凤寺。民国《桐梓县志·舆地志·古迹》云：“燕子崖石刻，在城东六十里，溱七甲崖磴上有供佛，额錾‘玄凤寺’三大字，后有‘乾符元年’字，不甚显。”可知玄凤寺至少建于唐乾符元年(874年)。寺址在今桐梓县娄山关镇溱七甲(已毁)。

　　4. 桐梓三座寺。位于楚米镇元田坝文笔山上。由青都观、瓦庙子、长寿寺(又名古遵殿)等三座寺庙组成而得名。三座寺是唐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平播后他的嗣孙修建。该寺从山下到山上有一石板小路通达，将三座庙宇串联在一起，形成鼎立之势。青都观由两间大殿和一个天井大院组成对称格局;瓦庙子规模次之，建成平常小庙;唯有长寿寺居高，由东皇殿、三尊殿、观音殿组成。东皇殿供地藏王;三尊殿殿中塑释迦牟尼像，殿上层有地母、王母、瑶池金母金像;观音殿供观音像。据清李正乾《古尊殿碑记》云：“关西夫子杨震十七代孙太师公杨端奉命平为播郡，后袭宣慰使司履其地，平原坦途突起峦峰，始成玉宇，出东皇大殿于今，后国中以肃瞻视，以觉人心焉。传至十五世贵州同知仪兵元帅杨佑领军至此，又复壮观。十六世奋勇将军孟奇公镇石壶关时，同壮大观。……后万历庚子年经贡天麟培补成功，而后以至梁啮檀秃，半损金容玉像，壁破门圮，惟见风扫月灯。经首正性补换东皇帝尊，十殿之朝五显赫重，西天祖四方之护法森严，兼之长官狐李二姓共动盛典，告厥成功。”考杨端入播州(今遵义、桐梓、绥阳、正安一带)为土官始唐乾符三年(876年)，其在任时间从乾符三年直到唐末天复年间(876-901年)，共25年。故长寿寺应建于唐乾符三年至天复年间(876—901年)，至15世杨佑又重修。杨佑乃十三世杨粲之第三子，生于南宋末年。其后又经明万历二十八年(l600年)和明季的两次重修，遂使长寿寺名重一方。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寺内斋妇不慎失火，一夜间将长寿寺烧毁。

　　5. 印江县铁瓦寺，位于印江城北6公里

　　梵净山大圣石敦，又名玉屏山(大圣墩)。据《贵州通志﹒古迹志》称：“大圣登山，昔人建铁瓦寺于上，后废。”张羽辉《大圣礅风光简介》云：“唐武德至贞观年间(618一649年)，唐黔州刺史田维康南征，沿乌江、思邛水(今印江河)而上，随行人员当年定居大圣礅山下成为当地土人，以后名此山为‘大圣登(礅)’”，在峰顶建寺庙(已毁)。

　　6. 沿河常乐寺(唐为福常寺)：据明嘉靖《思南府志·寺观》载：“沿河司，常乐寺在司北六十里。唐建为福常寺，宋时敕赐中胜院，国朝改为常乐寺。年久圮废，惟遗一钟，刻碑一道”。道光《思南府续志·古迹》云：“常乐寺,在官州，唐为永佛寺，宋敕赐中胜院。明成化三年(1467年)，沿河司长官冉懋重修，改今名。寺内铜佛二，高九尺。罗汉九十四，钟罄皆千余年物，思属寺观，惟此最古。”《贵州通志·古迹志》、《沿河县志》(校点本)、《古迹志(寺庙附)》均有记载。今编《沿河士家族自治县志·文物古迹》亦载：“常乐寺位于官舟境内.唐代修建，名永佛寺，宋代敇赐为中德院。明成化三年(1467年)，沿河司副长官冉懋重修，改名常乐寺。寺内供铜佛3尊，每尊高3米，竖罗汉94座，有大钟1口.因年久失修，于1958年毁，现遗址残存。”由此可知福常寺为唐代所建，又名永佛寺，明成化三年(1467年)重修后改名为常乐寺，寺址在今沿河县城之西的官舟镇。

　　7. 绥阳县卧龙山寺，又名川祖神祠。位于绥阳县郑场镇万里村卧龙山。始建于唐永泰年间(765一766年)，宋、明至今，已有六次修茸，清乾隆二年(1737年)重建。寺坐北向南，周围砖砌封火墙，房基随山势逐级上升，戏楼、前殿、诗后殿位于中轴线上，占地1280平方米，为绥阳县境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寺庙建筑。寺为四合院落布局，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戏楼通面阔15.5米，通直深8米，高12.7米;前殿通面阔15.4米，通进深10米，高7.6米;后殿通阔15.4米，通进深8米，高6.6米。东厢房通面阔27.9米，通进深4米，高9.6米，其后是禅房、庖厨，通面阔24.9米，通进深4米、高5.6米。前殿、后殿内均塑有佛像，戏楼、前殿的阑额、撑拱、门窗等部位有龙、凤、狮、鹿、金鸡等木刻装饰。雕刻技法有圆雕、镂雕、浮雕等，雕技娴熟，技法精湛，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该寺1999年12月21日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遵义大悲阁，位于遵义市新舟镇沙滩村。清道光《遵义府志·杂记》载：“郡城外大悲阁，肇建于唐之乾符二年(875年)。”故知阁址在今遵义城东，阁址不存，需待考察。

　　9. 习水景福寺，位于习水土城镇。据道光《仁怀直隶厅志.艺文》载刘建明《景福寺记》载，景福寺始建于唐乾符至景福年间(873—893年)。宋端平二年(1235年)袁氏始祖袁世明入蜀平南留镇后“崇建殿堂”。此后，袁氏“祖创孙培，世世兴功”，一直管理景福寺，景福寺由此成为袁氏汉土司官庙、家庙。景福寺既有寺庙，又有宗祠，还有孔子殿及书院，有二个四院，其中一个四合院为祠庙，另一个四合院为宗祠。寺庙与宗祠的关系可从景福寺袁氏宗祠对联中可以看出，“象教庇光宗世守儒溪佛祖香花凭我祖，龙潭余福地敬供神祖经堂甘露荫祠堂”。《袁氏族谱》对景福寺袁氏宗祠也有明确记载(现为县级文保在维修中)。

　　10. 仁怀永安寺。据今编《仁怀县志》载：“永安寺，在云安乡，建于唐初，明万历二年至三十九年(1574—1611年)创建上下四殿，同治二年(1863年)毁去一殿，光绪四年(1878年)刘宗富修复中殿，”(今为云安乡政府和小学住房)。

　　11. 正安县大成寺，位于正安县凤仪镇北25公里处。据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大成寺在正安城北五十里，唐乾符年间(874一879年)，南诏陷播州，筑城于此。”唐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出兵扰黔中(今重庆彭水地区)，斩杀黔中经略使秦匡，南诏遂攻陷播州，直到唐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诏领兵，才收复了播州。故南诏仅据有播州地近三年，南诏素信佛教，有“妙香佛国”之誉，此时在正安城北50里地筑城并兴建大成寺。可见南诏佛教贵州佛教影响之一斑。(已毁)

　　12. 正安蟠龙寺(又名蟠溪寺),据清光绪《续修正安州志·寺观》记载：“蟠溪寺，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思三甲，古名蟠龙寺，建于唐，迄明万历年间增修，乃孤舟和尚面壁处。”民国《续遵义府志·坛庙寺观附》则云：“寺有碑称唐时僧普达，苦行精修，感通梦寐，奉敕建寺。”故知蟠龙寺在正安凤仪北思三甲,今蟠溪乡境内，现为蟠溪小学校舍。

　　13.遵义福源寺，据《遵义府志卷八·寺观(一)》云：在治西二十里，并《陈志》按：寺，唐、宋闻建，明建文帝菅寄宿题诗。但查无具体史载，有待深入考察。

　　黔东地区：

　　1. 万山弥勒寺，据今编《万山特区志》载，唐代中期在今万山下溪侗族乡瓦田村湘黔边界处的米公山上建有草庵，名弥勒寺，至明清改名东华寺，俗称贵州庵，寺址在万山下溪乡瓦田村。(已毁)

　　2. 黄平宝相寺。嘉庆《黄平州志·方舆志·古迹》载：“宝相寺，旧城东，唐刹也，毁于播乱，明郭抚军为僧三空重建。”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宝相寺在黄平州东，唐宋古刹……寺有钟声闻数里，相传宋时古物也。”黄平在唐属牂州新兴县，宝相寺在今黄平旧州地，或许与牛腾“置道场”有关。(已毁)

　　3. 鳌山寺，位于岑巩县水尾镇驾鳌村鳌山顶。据县文物部门调查，鳌山寺遗址总占地面积693平方米，东西墙均长30米;北墙长25.2米，高5米，厚0.4米;南墙长21米，顺山势建造。由南登踏垛进门入寺，南石门对联楷书：“佛典清空佛法皈依征庶汇，鳌峰挺秀鳌头独占荷群生。思旸黄尔亭书”。一坉房基地有东西二石门通墙外。东门对联：“动念时民安物阜，起心处海晏河清”;西门对联：“是真佛只说家常，非名山不晋仙住”。从一坉入二坉是大殿，有两路踏垛。大殿东角有一地下深井清泉可供僧人饮用。大殿正中有一梯形的六级踏垛登入三坉下殿。正殿石门对联：“化一劫尘缘倏焉稔步菩提路，指三生石迹久矣安居般若门”，门上横石匾阴刻“鱼龙高升”四字及图案;正殿东墙石门刻有门联：“万国九州何少济人宝筏，四生十类许多谒我名山”。门上横匾铭“威灵显应。开山道长黄河清、文德一、杨德余、蒋德先。光绪稔五年(1879年)吉立。”正殿西门石柱对联：“法力并西天梵净昭然观自在，朝宗依南海普陀相待大慈悲”。从上述对联得知，现存鳌山寺遗址，应是清光緒己丑十五年(1879)重修的。鰲山寺毁于民国战乱时期。(遗址为县级文保)

　　唐通慧禅师于思州之鳌山修建的寺庙在何处?《楚庭稗珠录·黔囊(第21页)》记载：“唐天宝(742—756年)时，通慧禅师于思州之鳌山上建般若提会……”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鳌山寺，在府城(思州)西(东北)，唐天宝中建……在龙鳌里，唐高僧通慧建，今废。”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亦载其事。

　　根据对马家寨龙鳌里实地调查和当地老人介绍，以及军屯寨今存的龙鳌庵石碑铭文“龙鳌庵，此乃鳌山之脚庵也……”的记载，唐代通慧禅师创建的龙鳌里寺庙应是建在鳌山之脚低洼地的庵堂凼(遗址尚存，还有瓦砾)。这与龙鳌庵石碑文记载相一致。由此可知唐代通慧禅师传教修建的寺庙，应在鳌山之脚庵堂凼，而不是今存的鳌山之顶的鳌山寺。可见现存鳌山顶的鳌山寺遗址应为清代所建，这与今存寺庙遗存石刻横匾铭文相一致。

　　以上所述唐代佛教寺庙遗存仅见于有关史料记载，但实际不可能只有这些寺址，还有待我们去深入调查研究。

　　结语

　　综上述史载和佛教寺庙遗存，得知贵州的佛教传布及兴起与发展，早在东晋时贵州黔北地区就受四川佛教的影响，至唐代，中原、西蜀、南诏佛教的传入亦为贵州佛教兴起提供了契机。佛教的传布亦仅限于黔北和黔东两个地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早在东晋时，佛教已经传入四川酉阳县西南部万木镇城子头及贵州沿河县黑獭镇，两地共处一条街。东晋时期，沿河与酉阳西南部(万木镇)同属于汉复县，永和八年(352年)在此地修建了永和寺，故佛教对贵州黔北地区产生影晌乃在情理之中。隋唐朝时期，佛教发展已遍及四川全境，由于黔北与四川接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又与四川联系紧密，乃最早得四川佛教风气，故桐梓金锭山寺及桐梓兴旺寺建寺早于牛腾布教牂牁。唐代佛教深入其地，亦意其中，贵州海通禅师到四川乐山建造弥勒大佛即可证之。牛腾布教牂牁，遂使中原佛教深入黔北和黔东腹地，以至“夷僚渐渍其化”，对当地社会也产生广泛影响，使佛寺遍于思、播，故有播州土官杨端于桐梓兴建古遵殿(长寿寺)，思州(今沿河、务川、思南、印江和岑巩一带)首领田克昌在沿河“泐著钟铭”，桐梓、仁怀、正安、遵义、沿河、万山、岑巩、黄平等地皆建有佛寺，流行大乘佛教，均受此于中原西蜀佛教影响。

　　唐代南诏兴起，其国素信佛教，有“佛国”之誉。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南诏最兴盛时，其疆域“东距爨……北抵益州、东北至黔巫(约当于今黔北和黔西南地区)”。故今黔北、黔西和黔西南的部分地区皆一度划归南诏之版图。南诏佛教在晚唐时曾迅速发展，以致“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南诏时之佛化，……盖南诏威服诸邦，崇信佛教，遐迩钦风”。此时南诏佛教可能对黔北、黔西和黔西南产生影响，其佛教当应深入贵州，但史志少有记载。除黔北的正安大成寺和遵义大悲阁或为南诏之时所兴建外，黔西和黔西南却未见史志记载和南诏佛教之遗迹。

　　其二，唐代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在贵州地区设置有12个经制州，思州、奖州、费州、夷州、播州、溱州、充州、牂州、琰州、矩州、庄州、应州。中唐以后，朝廷将充、牂、琰、矩、庄、应6州降为羁縻州，只保留思、奖、费、夷、播、溱等6个经制州。这6个经制州都集中于黔北和黔东地区，为唐朝中央势力直接控制其地，便黔北和黔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较贵州其他地方更为集中和发达，从而使中原汉族移民不断涌入该地区，为佛教渗入黔北和黔东地区提供了有力契机，加之黔北和黔东“襟带川蜀，控扼黔楚”，与川湘水陆相连，得开放之先，也为修建佛教寺庙提供了交通条件，故唐代佛教广流于黔北和黔东地区。

　　其三，唐代黔北和黔东地区，汉族移民不断增加，“中唐以后，因抗击南诏，朝廷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黔北，遂有播州杨氏、罗氏(皆太原人)等八大姓……此外，播州的宋氏、务川的冉氏、余庆的毛氏、瓮水的犹氏、仁怀的袁氏，都是唐代随军入黔的大姓。汉族流寓频繁，时势所趋，不得不辟为疆土。”这些移民多为陕西、江西、四川等地汉人。明嘉靖《思南府志》云：“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祜(祐)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这些外籍移民大都来自佛教繁盛之地，多保持有对于佛教的信仰，这亦为黔北和黔东地区民众不断信仰佛教修建佛寺提供了契机。

　　其四，佛教传入贵州之前，居住在贵州的少数民族长期固守在比较封闭狭小的生活空间里，远离中原文化，信奉原始巫教。佛教自唐代传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进入他们的生活后，从此贵州少数民族开始与先进的中原文化和佛教文化发生了联系，使佛教文化在贵州少数民族社会中得以传播，不仅是宗教的传播，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佛教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传播的过程中，不仅遂使贵州出现了佛、道、儒、巫教混杂现象，同时也为黔北和黔东地区文化和交通提供发展机遇。

　　其五，佛教自唐初传入贵州后，在适应贵州民族文化和生活环境方面，不仅表现出世俗性的特点，而且还表现出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相对于贵州民族传统宗教(原始巫教、原始宗教)之强势，这就是佛教文化的世界性超越了一般地域性、民族性宗教的局限性，同时也对不同文化和民族表现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这个外来宗教，在贵州这个文化不发达、经济落后、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比较原始简单的环境里。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传播并发展起来，正如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并以此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演讲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今天我们对贵州佛教文化遗产的深入调查研究，是为更好的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这将对贵州文化和旅游开发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