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忠学在壶身上刻字

　　九龙浮雕砚台

　　砚壶②

　　公杯套组

　　人物砚台

　　砚台镇纸套组

　　盒式砚台套组

　　“砚壶”是用普安的龙溪石，加工制作的茶具系列品牌。它的问世，填补了目前黔西南州不产茶具的空白。

　　“水为茶之母，壶为茶之父”。这句话，道出了茶不能离开的两个必要条件。茶界有“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乃为绝配的说法，但作为泡茶的器具，堪称上品者，却不胜枚举。

　　历史上，达官显贵们除了使用陶瓷茶具，还用金银等贵重金属来制作。贵为皇帝的赵佶，就在《大观茶论》里写道：“瓶宜金银……”

　　在英语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西方人认识中国，是从使用中国出口的陶瓷开始的。作为容器，陶瓷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有了陶瓷作为容器，盛装、储存包括茶水在内的食品、物品，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生活质量和水平，也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智慧的古圣先贤，在发现和使用茶的同时，还为我们留下了种类众多的茶具，极大地丰富了茶文化内涵。人们耳熟能详的江西景德镇瓷器、福建德化瓷器，江苏宜兴紫砂陶、云南建水五彩陶等，无不闻名遐迩;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均、定”，更是雷霆贯耳。玻璃茶具的使用和普及，又为擅长品茶论水的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香茶需好器，好器衬香茶。这是茶人的理想追求。

　　拥有好茶，没有匹配的茶具，虽对茶香的影响不是太大，毕竟美中不足;如果能够在拥有好茶的基础上，还有称心的上品茶具，那无疑更加完美。

　　作为世界唯一茶籽化石发现地，加上大量古茶树群落的分布，黔西南毫无争议地，成为茶树原产地之一。近年来，在政府主导下，茶园面积不断扩大，茶叶产量逐年提高，品牌效益正在凸显，产业带动效应显著提升，参与和受益人群越来越多。但业内人士普遍感到遗憾的是，黔西南还差一把泡茶的壶。换句话说，黔西南没有自己的茶具，茶具生产是一个空白。

　　就在业内有识之士，为这个问题万般纠结，在“普安红”红遍神州的当口，这个空白，被一把名为“砚壶”的茶具，高起点高标准地填补了。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应运而生。

　　填补这个空白的人，名叫娄忠学，是一个来自云南广南的普通石匠。因为他是石匠，用来填补这个空白的材料，自然就是石头。

　　笔者在普安县东城区的茶源街道，娄忠学的“普安砚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见到了貌不惊人、身材单薄的他。意外的是，他还是残疾人，小时候从树上跌下来，左手多处骨折，留下了三级残疾，无法自由曲缩，只能免强扶稳雕凿石头的錾子。他正是用这双并不健全的手，丰富了黔西南茶叶产业的文化内涵。

　　娄忠学的家乡，是远近闻名的石匠之乡。许多头脑灵活的人，外出到周边县市，租地办厂，从事介于历史文化和封建迷信之间的行业——墓碑生产。15岁那年，读了半年初一便辍学的娄忠学，来到马龙县，在二叔娄方富的碑石厂，当学徒工，从此与石头、与雕刻，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年之后，他来到普安，在县城西郊的九峰村，建起了自己的碑石厂和解石厂。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群众收入的显著提高，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回归，热衷于给逝去的长辈和亲人，立碑包坟的家庭，日益增多，并渐成风气。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娄忠学等同行们的加工厂，才逐渐扩大。尽管厂址已经搬到九龙山脚下，但每天打碑、接待客户，忙得不亦乐乎、灰头土脸的娄忠学，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对面的那座大山里，有一种宛若大家闺秀、名为龙溪石的石头，正在向他暗送秋波。

　　2016年6月的一天，普安县委办公室的李奎等人，抬着一块体量较大的龙溪石，来到他的厂里，请他帮忙用切割机，将其解开。

　　对于许多人来说，机遇常常是在无意之间，悄然降临的。但你得有所准备，才能很好地把握。

　　娄忠学在安排工人操作的同时，不经意地问李奎：“倒大不小的，解来做什么用啊?”

　　李奎也是云南人，从部队退伍后，转业到普安工作。之前，他们就已经熟识。“这个石头叫龙溪石，就出产在那个大山后面，”李奎回头指着对面的九龙山，耐心地解释说：“是制作砚台的好材料。县委书记农文海，叫我们弄几块去找人试试，看能不能用来制作茶具。普安的茶叶规模越来越大，但却没有一把茶壶。你会吗?有没有兴趣试一试?”

　　娄忠学迟疑了一下，沉吟了半晌，才回答说：“我尝试一下看嘛。”

　　然后，李奎等人，便将那块龙溪石，交给了娄忠学，起身回程。

　　切割、成型、镂空、刻字、打磨、抛光，虽然一切早已轻车熟路，但要将一个石头的内部挖空，毕竟不像给碑石穿孔，那么简单，除了投入和细心，还必须有一种虔诚和敬畏的心态，因此娄忠学不得不加倍地用心。他向来是个言而有信、责任感强的人，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试制成功的意义，但他清楚，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三天以后，凭着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一把虽然略显粗糙、却也不乏创意的龙溪石茶壶，在他的手里诞生。他将其拍成照片，通过微信，发给李奎。没有想到，当天下午，农文海便来到厂里，对他的有益尝试，给予了高度肯定，然后详细介绍了龙溪石的地位和影响。农文海说，自从得到晚清重臣张之洞赞誉之后，两百多年来，人们对龙溪石景仰不已，对用其制作的砚台，趋之若鹜，并不断有人尝试开采、制作，可惜由于加工成本过高、砚台市场萎缩，无法规模生产，只能敬而远之、望石兴叹。然后建议娄忠学，抽空外出考察、拜师学艺，将“砚壶”制作，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

　　得到鼓励的娄忠学，随即前往九龙山深处，考察龙溪石产地的情况，并带回不少石头，继续试制。然后找来资料，了解其历史背景。虽然他文化不高，但当他读到清朝道光年间，普安县训导李荣宪在《龙溪砚歌》里的“山人谓山产佳石，如星罗列满幽谷，以之制砚润而温，赏鉴家都宝诸椟……奇石缘溪选取归，恍如赐我千钟禄，良工刻意巧雕镌，磨砚浸润形严肃。方圆制式命佳名，端溪不能擅其独。堪嗤斯世蚩蚩人，不宝妙砚宝珠玉，吾愿求得百千方，留与子孙勤耕读”等句子，又在张之洞的《龙溪砚记》里，读到“……此砚之出，庸夫俗子皆知其佳，特未见赏于名士，此吾之所以谓为砚惜也……砚之出，必待名士以其知己也，惟名士知砚，砚遇名士，庶青萍结缘，长价于薛、卞之门矣。此吾之所以谓为砚幸也”等文字时，开发利用龙溪石、使之结缘更多当今“名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强烈和紧迫。

　　在随后试制的茶壶，进一步得到农文海肯定后，娄忠学的注意力，渐被龙溪石所深深吸引。他将厂里的事务，交给妻子打理，然后动身前往江苏宜兴，考察学习紫砂壶的制作技术，并买回许多样品，作为参考;同时前往安徽歙县、广东肇庆，认识了解列入中国“四大名砚”的歙砚、端砚的加工制作。旅途的颠簸虽然辛苦，但娄忠学却在此过程中，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更加坚定了用龙溪石制作茶具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帮助娄忠学尽快成长，提高文化底蕴和制作水平，在后来的日子里，县里积极为他创造学习和提升的条件，推荐到贵州省团校参加“青春闪光”青年培训工程、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贵州中小企业赴港研修班”学习等。

　　回到厂里以后，娄忠学潜心琢磨龙溪石，对多年来赖以养家糊口的碑石生产，慢慢失去了兴趣。

　　在刺耳的机器声和弥漫的尘埃中，忙活半天，辛苦异常，眼看一件作品即将完成，却一不小心，弄断了壶把、凿穿了壶嘴、震裂了壶身、打通了壶底，前功尽弃，娄忠学跺脚甩手、惋惜慨叹，有时甚至还骂娘，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然后重新开始、从头再来。正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经过半年多的摸索，娄忠学的“砚壶”，终于拿得出手、可以出山了。

　　但龙溪石作为一种矿物，里面是否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成分?所泡的茶水，又是否会化合出不利人体的物质?这是人们担心的问题，都需要给出权威的答案，才能得到市场的接受和认可。

　　于是，从九龙山上多个位置，采集到的石头样品，被寄到了广东、云南和省地矿厅等3家机构，进行相关成分的检测。结果表明，样品里没有检出铅、汞、镉、铬等有毒有害物质;而用龙溪石制作的茶壶，冲泡出来的茶水，也没有检测出有毒有害物质，却发现了不少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娄忠学捧着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得到的龙溪石顺利通过体检的报告，他喜不自禁。这份原材料“健康证”，也是跨入市场门槛的“通行证”，标志着他苦心开发的“砚壶”产品，可以跨入市场了。

　　在此同时，县里还争取和创造机会，组织“砚壶”产品，到北京、浙江、安徽、广东、云南、黑龙江和贵阳等地，参加茶博会和相关产品的展展览交流活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由于是纯手工制作，在实用的基础上，兼具了艺术性、观赏性和收藏性，市场反响出奇的好，并很快接到大批订单。

　　身为县委书记的农文海，为自己的构想变成了现实，感到由衷的高兴;娄忠学呢，则为殡葬改革背景下，已然成为夕阳产业的碑石厂，找到新的出路窃喜不已;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无疑为黔西南的茶叶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为中国茶文化内涵的拓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娄忠学将厂名，改成了“普安县三板桥九峰奇石工艺厂”，接着开始招兵买马，展开技术培训，扩大生产规模。一个人纵有三头六臂，力量毕竟有限。招聘信息发出不久，一批来自湖北恩施、贵州织金和云南普洱的石匠，应聘到厂里。通过他手把手、心贴心的指导，很快成为制作“砚壶”的骨干。从2018年开始，进入小规模量产。为了将这一产业做大做强，他未雨绸缪，超前谋划，不仅为“砚壶”注册了商标，还获得了“外观设计专利”。

　　在以“普安红”为代表的黔西南茶叶，一路飘红的背景下，“砚壶”的问世，可谓石破天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说起来，黔西南原本是有自己茶具的。早在明代，沙氏土目管辖下的兴义市白碗窑镇，就有不少工匠，利用当地出产的高岭土，制作茶壶、茶杯、碗碟等陶瓷产品，供应周边市场，借以谋生。到了民国初年，还正式创办过制陶厂，却几经周折，未能成功。解放后，白碗窑陶瓷迎来了春天，曾一度兴旺，成为地方轻工业生产的龙头，所产茶具、饮具、工艺品摆件等，不仅销售到周边的云南、广西等省区，还出口到越南等国家，从而成为兴义的一张文化明片，被人们津津乐道。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剧烈，外来产品、尤其是金属和塑料制品的冲击，受款式设计、工艺水平、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影响，白碗窑的陶瓷产品，逐渐失去市场，最后被淘汰出局，慢慢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和白碗窑陶瓷一样，以生产农村使用的存储容器，即坛子、缸钵等粗陶产品为主，也生产一些低端茶具的贞丰窑上制陶，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曾经，世代生活在窑上的人们，家家挖陶土、户户制陶坯，种类繁多的陶器产品，覆盖到周边多个县市的城乡市场，生意就像陶窑一样，可谓红红火火。如今呢?产品没有市场，泥田荒芜、窑子坍塌，人们记忆里到处堆满待销陶器产品的景象，不复存在，曾经的辉煌，成为过眼烟云。至此，黔西南的茶具生产，成了需要填补的空白地带。

　　兴义人蒋鉴因，在《兴义瓷器品工业展望》中写道：“我邑自癸丑年(1913)，邑绅赵学坤等以地方经费，技师十佘人，在白碗窑山后建立厂基，招考优级学生百余人，分科学习……贵州省长刘如周见九仞之山，功亏一篑，而弃置不顾，未免可惜。于是乃向湖南交涉，调用醴陵瓷一技术人员田益智君重理厂务……兴义及贞丰亦有良好之高岭土。惜过去创办此业，耗工费时，未能为良品瓷厂，至今引以为工业界的憾事。”此文虽然写得较早，却不幸言中了白碗窑和窑上制陶的现状。

　　龙溪石虽然得到过张之洞等人的关注，但毕竟曲高和寡，在相当程度上，龙溪石仍然属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两百多年来，偶尔会有个别文人雅士，怀着一种忧伤的情怀，企图以“名士”的名义，心血来潮，兴之所至，前往九龙山，弄一块两块回来，敲敲打打、雕雕凿凿，满足一时的精神需要，聊以自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记者就曾受云南省地方志委员会一位师长的委托，专程找了一块给他送去。进入新世纪以后，普安的文化人张进、解石厂老板景诗剑等人，都曾尝试过砚台制作，终因加工成本太高、打不开市场而作罢，最终仍然没有逃出张之洞“此吾之所以谓为砚惜也”的感慨。

　　没有人会想到，并非“名士”的娄忠学，在成就了龙溪石、终结了张之洞遗憾的同时，也升华了自己。

　　娄忠学的“砚壶”，不仅包括了茶壶、品杯、茶盘、茶罐、茶宠等系列产品，也包括各种款式和大小的砚台、镇尺、墨盒等创意品种。通过不断的探索、改进和完善，他的产品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接受和认可。除了在省内销售，还远销北京、浙江、福建、云南、四川、广东和黑龙江等地，并获得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颁发的“2019年中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产品博览会贵州能工巧匠选拔大赛总决赛(雕)二等奖。”

　　《兴义府志》云：“龙溪砚产普安县之龙溪。溪在县城西南四十里九龙山之腰九龙洞内。石色微青或微紫，细似端石，琢为砚，温润而泽，文士宝之。”

　　因为“石色微青或微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绿豆石或鸡肝石，和宜兴紫砂的色泽相近，因此许多人乍一看去，往往会将娄忠学的“砚壶”，误认为是紫砂壶。事实上，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意思的是，娄忠学不知哪里来的灵感，他将制作“砚壶”产生的废料，粉碎成粉末，然后加入一定比例的高岭土，加水拦匀，制成器具坯胎，然后用高温烧制，居然取得了成功，所制作的器具，看上去和紫砂制品，几无两样。娄忠学说，这扇窗子的推开，使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未来世界。

　　眼下，娄忠学的厂里，订单不断。8个师傅和10个工人，成天忙个不停。为了让更多的业内人士、尤其是“文士”，认识和了解“砚壶”，前不久，他在普安东城区的茶源街道“天下普安·古茶城”，购买了150平方米的商铺，展示“砚壶”系列产品。同时还租用了500平方米的店面，开了一间制陶作坊，利用龙溪石废料粉末，作为陶泥，向热爱陶瓷和茶具制作的人们开放，供人们体验创造的感觉和乐趣。另外，还在淘宝网上，开了“黔山工艺”专店，销售“砚壶”产品。

　　娄忠学开发的“砚壶”系列高端茶具，无疑为黔西南的茶叶产业，添加了厚重的砖瓦。许多领导和茶界名人，寄予了高度评价。冷清了多年的龙溪石，也因此不再寂寞，找到了知己，实为有幸。“顽石非灵，灵因其人;得一知己，千古嶙峋。”想必，心有灵犀的娄忠学，应该可以告慰一代宗师张之洞了。(作者：文/图 记者 陶昌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