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同寿，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历史笔记》等著作10余部。

　　从小学升入初中，被分配在仿苏联模式创建的贵阳六中。那时，六中的新校舍还没落成，不得不借老牌学校一中的房子上课，一中的门口便是贵阳市的母亲河——南明河。因为这条河的存在，每天上学放学成了一件很惬意的事。

　　当年一中的门口并没有桥，学生过河全凭一条木船依次摆渡。那船很大，一条锄柄般粗的铁绳穿过船帮上的铁环，将船牢牢系住。河工只需双手握住铁绳用力往后拉，靠反作用力就能让船平稳前行。船抵岸后，河工将一条粗棕绳抛给岸上的工人，由他将绳在立于岸边的木桩上绕若干圈，待船稳定下来，乘船的学生就可以依次登岸。

　　因为天天接触，岸边那根木桩在我的记忆中印象很深。它不仅能保证乘船者的安全，狂风暴雨来临时，还能确保船不被风浪卷走。后来才知道，这种系船桩的方式古已有之，任何渡口都能看到，它有一个很生涩的古名，叫“牂牁 ”。

　　贵州是一个山峦重叠、河流密布的地区，大大小小的河流多达千条以上。河多，渡口自然多，每个渡口又都少不了系船的木桩或石柱，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贵州这片土地便与“牂牁”这个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活中的牂牁只是渡口边的系船之物，历史上的牂牁却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名称，既曾是春秋时期的古国名，又出现在许多地名里，后来一度又变成了西南地区州郡的名称，再加上学者们的一些争论，颇有些让人眼花缭乱。

　　贵州与牂牁关系密切已是不争的史实，问题在于春秋时期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地域辽阔，能参与中原活动的牂牁国，如果这个牂牁国存在，它的主要部分是不是在今贵州境内?

　　清代学者莫友芝、郑珍等人，根据《管子·小匡》的记载，提出牂牁为春秋时期南方古国的论断。后来编纂的府、州、县志和民国《贵州通志》，多数沿用了这一看法，近世学者的论著中也有不少论述这一问题的作品。于是，古牂牁国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

　　根据持上述观点学者的描述，春秋时期的贵州被泛称为“南蛮”或“荆蛮”，境内分为两部分。从今沿河到榕江一线以东，当时名义上归楚国的黔中郡管辖，实际上被若干小国分割占据。大体情况是：今德江、镇安以北是古巴国的南境；绥阳、遵义、桐梓一带属于鳖国；习水附近归鰼国；赤水、仁怀一带为蜀国的南境。而乌江以南，盘江以北，今从江县以西，云南曲靖以东的广大地区，统统在牂牁国境内。当时的贵州高原，鳖国和鰼国都很小，只有牂牁国的势力最强大，几乎占了一半的地区，因此，学者们认为完全可以用牂牁来代表春秋时期的贵州。

　　究竟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有没有一个牂牁国呢？要弄清这个问题，不得不讨论一下《管子》这本书。

　　牂牁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中。《管子·小匡》篇有这样一段文字：“葵秋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胙于桓公……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莫违寡人之命。”这段文字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牂牁既然与吴、越、巴并列，无疑是当时的方国之一；同时，吴、越、巴都是南夷地区的国家，牂牁既然与巴国列在一起，显然是它的近邻。

　　“胙”是一种祭肉，齐桓公受天子胙的记载，其他文献里也有。《左传·僖九年》就有“王使宰孔赐齐侯胙”，齐桓下拜受胙的内容。至于牂牁的方位，司马迁的《史记》记录得更加明白：郎中将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觉得不错，追问来源。南越人答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广数里，出番愚城下。”番愚即今广州，广州的西北面正是贵州，由此看来，牂牁无论作为国名也好，地名也好，它的位置都只能在今贵州境内。

　　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管子》一书虽然假托管仲之名，实际不是管仲的作品，不尽可信，故不能用它来证明牂牁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

　　《管子》这部书的确不是管仲本人的作品，而是战国和战国之后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将它编订为86篇，后世保存下来的只有76篇。尽管如此，《管子》这部古文献的历史价值，仍然是不应该轻易忽视的。

　　出身于商人的管仲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担任齐国卿相时，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使齐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帮助齐桓公坐上了春秋霸主的交椅，还是第一个主张按职业不同，将读书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四民”划开集居，便于对子弟进行家庭教育的人。古籍中记述的管子这个主张，是中国最早有关家庭教育的文字记载。

　　不少学者认为，《管子》既是法家学派一部阐述战争的重要书籍，又有着非常丰富的管理思想。《管子》中包含的军事思想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论、国家防务、作战指导思想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管子》中体现的辨证法思想在管理中的运用，甚至使其具有现代价值。有学者进而认为，对《管子》辩证管理思想的挖掘，应该能为当代管理哲学的发展和我们今天的组织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果仅以《管子》并非管仲本人所作而过分低看这部著作，会不会陷入只见人不见书的偏执呢？

　　《管子》中涉及到牂牁的主要是《小匡》篇。

　　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提出，《小匡》篇系西汉人所作，因而书中关于牂牁的记载只是一种后人的追述，可信度值得怀疑。其实，《小匡》篇记述的主要是管仲相齐的历史事迹，起自桓公返回齐国恢复统治，终至霸业完成以后。《小匡》篇的内容与《国语·齐语》大同小异。两者比较：《国语·齐语》的用词和用语比较艰深古朴，《管子·小匡》则比较浅明易懂。叙事方面《齐语》简单概括，《小匡》却比较周严细致。应该说，小匡因为有了《齐语》作基础，史实的考订和叙事的准确只会更加严密。至于有人说，西汉人著书就一定是为汉王朝对外拓展张目，那只能是一种推测，是不能够作立论依据的。

　　兴于春秋，消亡于战国的牂牁国，是贵州历史上的悬案之一。历经几代学人的探讨，现在它的面目开始变得有些清晰起来。眼下较多的人认为，牂牁是春秋时期南方一个较大的古国，范围大致包括今贵州乌江以南及两广的一些地区。当时，因“与中原隔绝，处周职方之外”。牂牁国的名称与黔、桂交界处的牂牁江（即今盘江），有密切的因果互动关系。在牂牁国与牂牁江的关系上，应先有牂牁江，其后当地土著民族建立方国，因江得名，故称为牂牁国。

　　借助中原战乱不休的形势，牂牁国不断向四周拓展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一度掩据自西北到东南近2000余里的辽阔地区，成为名副其实雄霸一方的大国。以至齐桓公称霸时，能与南方诸国并肩参与中原事务。由于牂牁国势力的增强，牂牁江名称的内延也因之向南扩展，成了直抵南海的那条滔滔大河的统称。

　　春秋之后，牂牁国力衰微，被南越和新兴的夜郎裂领其地，失势的牂牁国君被降削到夜郎旁小邑居住，此后，作为方国的牂牁便不复存在。

　　牂牁国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百余年，但它却是贵州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前有鬼方，后有夜郎，牂牁国所填补的，正是这两个方国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

　　（成稿于2008年6月）

　　文/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