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众考古的考古与公众

　　公众考古的理念最早于20世纪60、70 年代，首先出现在欧美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公众考古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探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虽然是刚刚起步，但国内学者对公共考古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向公众宣传考古成果其实是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发掘后就做过公众演讲;梁启超在社会报刊上发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将现代考古学介绍给了国人;河南安阳第三次殷墟发掘之后，中央发掘团与河南地方势力发生冲突而难以继续工作，傅斯年、董作宾和李济分别公开发表一组文章，对殷墟考古的经过、必要性以及考古学的方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解释。傅斯年主导的这次实践被看作是中国国家考古机构普及考古知识的第一次尝试。苏秉琦先生也曾大力倡导考古学走出象牙塔，所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以通俗的话语总结了他毕生的研究成果，苏先生称此书为“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公众考古学是一个较新的学科，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简单地讲，它主要研究考古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公众考古的理念最早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首先出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期的公众考古就是公众考古教育，当时主要是解决包括当时亟待解决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考古教育在内的文化资源管理问题。近些年，随着西方公众考古理念传入中国，公众考古日益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严格意义上讲，公众考古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然而，公众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使长期以来一直被少数考古学家、学者垄断的考古学开始走下“学术的象牙塔”，并开始由传统的人类“过去”的研究转向“过去”与“现代”连接，关注为现代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问题。因此，公众考古学不仅是考古学的进步与发展，也可能是带动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其他传统学术研究的革命。Public Archaeology可以翻译成“公众考古学”或是“公共考古学”，“public” 一词，是一个与私人领域对立的公民集合体，译作汉文，有“公共”即国家及其公共机构和“公众”即消费文化产品的大众群体两层含义。相应的，“public archaeology” 存在“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两种译文。有学者以为二者实为“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社会化和公众化都是考古需要面对的两个领域，从考古学科建设角度讲，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将是未来相辅相成的两个考古学科分支的增长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公众考古仍将持续大众化的传统，以吸引更多的大众参与和互动为主要走向。从公众考古到公众考古学，标志着公众考古由实践论阶段进入到认识论阶段。

会议现场

　　公 众 考 古 学 所 涉 及 到 的 两 个 关 键词 是 “ 交 流 ” (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与 “解释”(interpretation)。“交流” (communication)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首先要求考古学家放下身段，与公众进行平等交流，用平民化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工作，使考古工作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交流” 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排除误解和偏见; “解释”(interpretation)不仅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工作目的和意义的解释，还包括对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的解释。在经过考古学解读之前的考古资料和文化遗产只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人们并不能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正是由于考古学家的参与，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考古学的使命及其意义正是在这一转化中得以体现。 “交流”(communication) 与 “解释” (interpretation)，既是公共考古学的基本理念，也是其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 “交流”(communication)与“解释” (interpretation)而进行的。

专家在考察遗址出土古碑前

　　二、公众考古活动在我国的开展

　　早在1990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至此，每年一次的评选成为公众了解当年考古工作和成果的平台;2002 年召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将“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作为会议主题;2005年 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开始从国家层面推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2007年“文化遗产日”准备期间，国家文物局更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具备开放条件的文化遗产地、文物保护单位、古迹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在‘文化遗产日’当日或前后根据实际情况免费(或优惠)向公众开放; 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可有组织地向公众开放。”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起了公共考古学论坛，至今已主办了六届，第六届论坛在贵阳主办。中国公共考古学论坛见证了我国公共考古的发展历程。参与公共考古论坛的人员，从博物馆、专业网站期刊等从业人员逐渐扩展至从事一线田野发掘的研究所、高校师生等，人员组成更加多样化。论坛主题多元化，涉及公共考古实践活动、公共考古与社会发展研讨以及新媒体运营、文创产品等方面。2014年4 月，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其宗旨和目标是拉近公众与考古的距离，向民众介绍传播精准的知识，使专业化学术化的考古成果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资源。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是中国考古学会批准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专职机构的设立形成了组织机构保障，能够长期、固定地开展常态化的活动，并与大众媒体建立了常态化的联系与合作。

　　随后，陕西、山西、四川等文物大省的文博单位也纷纷建立各自的公共考古部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都成立了公共考古中心。各地考古教学与科研机构陆续尝试进行了面向公众的各种形式的公众考古活动，越来越多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建立专门的公共考古部门，破解了过去的公共考古工作面临缺少资金和人员，主要靠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热情支撑的困境。

　　近十年来，公共考古活动的积极探索，推出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最常见的活动首推公众考古演讲：包括博物馆、各大学公众考古机构等围绕某一特定主题、邀请知名学者举行的演讲。定期的考古发布，如“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活动。作为一年一度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评选盛会，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通过短短两天的终评会，学者、媒体、参会的爱好者以及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关注的千千万万公众，将这项活动合成一股力量，成为面向全社会的“十大考古”。出版通俗的考古出版物，各种“通俗”读物的连续出版，采用通俗易懂、清新活泼的语言带给公众一个全新的考古世界，代表作有李伯谦、徐天进主编的《考古探秘》、高蒙河的《考古好玩》;许宏的《最早的中国》、孙庆伟的《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一向被认为枯燥难懂的考古发掘报告也开始有了崭新的面目，如陕西考古研究院撰写的《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此外，公众考古活动更加注重面向不同人群、设计具有群体特点、形式多样的活动：开网站、拍探索纪录片、编动漫、演考古题材的音乐剧，文物考古知识竞赛、考古发掘摄影展、开放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修复体验、设立考古虚拟场馆等等。

志愿者在现场体验考古

　　新媒体在传播公共考古知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考古网、考古汇网站的官方微博和微信等多家网站对考古发现研究开展及时宣传和普及。中国考古网一直以向公众普及文物考古知识为己任,在建立之初就设置了与公共考古相关的栏目，包括“公共考古”、“考古随笔”、“考古百科”和 “考古花絮”等。除了考古科研机构的微信公众号，一些青年学者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做出了很有影响力的公共考古传播平台。最近，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公共考古自媒体的开通，是公共考古最引人注目的新动向：由多个高校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北山小分队” 制作了“殷墟”系列广播剧，并以“喜马拉雅FM”为平台播出;北大的学生开设了 “挖啥呢”、“挖噻”等微信公共账号，紧随文物考古热点,在短期内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微博中的“古今串烧”、幻化为探铲的鼠标、攀岩的志愿者、炫酷的动漫、动人的演讲均积极探索以新的方式拉近考古与公众的距离。

　　三、贵州近年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区的公众考古活动是近十年来积极展开的，贵州也不例外，虽然和全国的公众考古活动开展先进省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但我们积极探索不同的活动形式，开展的“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等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在贵州省内乃至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我省公众考古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出版的《赫章可乐：二OOO年发掘报告》所进行的公众考古尝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乐：二OOO年发掘报告》撰写人在专业性强内容艰深的考古报告中开设了小窗口，采用“发掘者说”的方式，用散文随笔对报告内容进行通俗的介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011—2012年，在上级部门和考古所的共同筹划下，我所推出“贵州文化遗产丛书之考古系列”，共8册(图2)。丛书作者通过考古发现讲述了一个个关于贵州从石器时代、商周、夜郎时期一直到明的重要考古发掘经历和收获，以及作为贵州内外交流的文化大通道的各个流域的梳理。丛书将贵州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成就介绍给读者，浅显生动，动听有趣。其中贯穿了考古人在工作探索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贯穿了专业、艰深的考古专业知识的解读，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是贵州向公众普及贵州考古发现收获与成果的一次很好尝试。

　　201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依托海龙屯(与湖南老司城、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考古发掘启动的契机，组织开展的“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系列公众考古活动，是贵州考古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内容最丰的一次公众考古实践。早在活动推出之前，结合各地公众考古活动开展的成功经验，制定了周密的策划方案，并不折不扣的努力执行。活动内容包括：邀请全国的业内大家作客“聆听海龙囤”考古大讲堂;邀请热心的考古自愿者作为公众参与到考古现场体验活动;作为公众的当地村民发起“考古与民生”的捐赠活动。组织不同社会层次的公众作为志愿者进入海龙屯：作为公众的当地中小学生进海龙囤，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作为公众的艺术家进海龙囤，作画海龙屯;作为公众的考古学家进海龙囤，举办 “海龙屯考古发掘现场会”，知名考古专家齐聚发掘现场，共商海龙屯遗址考古发掘和保护方略。海龙屯遗址荣膺全国十大新发现后，在贵州大学等校园开展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与师生共享考古成果;策划海龙屯考古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与各级相关行政部门政策、法规、业务、保护等相关工作的互动与交流。

　　与此同时，积极探索通过媒体与公众的互动。通过媒体报道普及传播公众考古知识，从2012年4月——2013年4月在海龙屯考古发掘队进驻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多家媒体推出的各类报道达142篇;专业人员撰写考古手记在专业层面进行宣传，海龙屯考古领队李飞撰写《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屯考古手记》，由考古领队在考古现场为读者解读最新的考古发现，手记在媒体刊布的时间持续了约一年，为大众了解海龙囤提供了一扇窗户。与媒体的深度合作，带来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得到多方赞许。

　　在上级领导部门的安排部署和各个部门的协调推进下，“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系列公众考古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甚至有了许多意外的收获。通过对海龙屯公众考古活动的实践、收获和思考的整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土司、考古与公众——海龙囤公众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推出后在业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2018年9月26日，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在贵安新区成功举办。贵安新区是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自然环境优越，文化底蕴厚重，境内发现100余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牛坡洞遗址、招果洞遗址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基于此，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落地贵安新区。中国公共考古论坛为公共考古搭建了一个公共考古研究与交流的平台，对于加强学界、民众对于公共考古的学术关注、学术参与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论坛邀请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全国知名媒体、出版机构代表出席会议，分享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展示最新研究成果、交流最新的学术观点。本届贵州论坛安排了专题研讨、公共演讲和展示交流等内容，专家学者们围绕“洞穴考古”、 “考古与城市”和“西南地区民族考古”展开探讨，同时在贵州大学等机构举办六场专题讲座以及其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营造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氛围，增强文物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每一位考古人都将公众考古宣传视为自己的职责所在。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聘用人员，无论是在工地开放日还是在调查发掘工作或是基建项目的协调中，都不忘宣传考古知识，积极宣传文化遗产保护，不放过宣传的每个时机，随时都可在小范围内讲解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我作为一位在文物考古行业工作了30年的考古人，作为一名新当选的政协委员，更应该积极投入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我们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尽责履职、建言献策。在2018年1月召开的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我提交了两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提案。在接受媒体专访节目中，也针对目前我们基本建设考古大多数建设项目没有开展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由地方为主体的建设项目往往在没有进行调查勘探情况下即开工建设，许多珍贵文物遭到严重破坏的现状，呼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的建议。提案经政府部门的督办、经各级部门多方协调后，同年年底，省考古所接到通知，贵阳各市区的各项建设项目须在开展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后方可开工建设。通过提案的形式，行政部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有了充分了解，促使行政部门介入到考古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的过程中来，通过推动行政部门的制度供给，达到建立和完善考古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相关法规的目的。

　　2016年我们推出了“考古贵州”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贵州考古新动态。积极探索开展不同形式的公众考古活动：“考古工地开放日”活动、“考古进机关、进校园、进村寨、进媒体、进企业”系列活动，“孔学堂考古文化系列讲座”得到主办方的肯定，希望一直合作长期推出。总之，近年来的公众考古活动实践为我们今后的公众考古工作锻炼队伍、积累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关于公众考古活动的一些思考

　　1、目前的公众考古活动形式较为丰富，宣传平台既有纸质媒体，也有电视广播网站、还有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运用新媒体平台普及学科文化，应该是公共考古发展的重要趋势。公众考古活动更多面向的是一般公众的，即使是面向一般公众，也有细致划分的必要，有学者提出应该划分出学术界公众和一般公众，对这两类公众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推广考古研究成果。同时，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需求的公众应该有不同的宣传方式和内容，既唱咏叹调也唱流行歌。这就要求公众考古活动宣传的媒体平台有较为准确的目标人群设定，需要对公众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的较为准确的分类。再则，考古学的专业性较强，有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公众的知识水平是否可以理解考古学的相关阐释?考古学的科普释读应该针对不同的人群、释读到何种尺度，广大公众的接受情况，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考古学家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复原已经发生的过去，解释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更需要唤起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社会公众才是进行考古成果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缺少了公众的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将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的确任重而道远。

　　2、与西方相比我国公众考古探索仍处于起步阶。公众考古的覆盖面不足，对公众进行宣传的力度有欠缺。从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层面上看，活动存在着有待改进的方面：实践模式略显单一，参与人数少参与程度也不够，多数活动规模较小、覆盖面小、活动举办次数有限。尤其在偏远的地区、即使发现了丰富的遗存，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却更为困难。因为城市和乡村公共考古活动推广的条件是存在差距的。从文物管理保护层面上看，考古资料的珍贵性和特殊性不适合大量公众的参与，如果在活动中造成文物破坏，就背离了公众考古的初衷，因此，如何扩大活动的公众覆盖面和有序参与的程度还需要一个长期实践探索。

　　3、公众接收到的媒体播放的考古相关的各种资讯总体上质量良莠不齐，精品不多。考古相关资讯的定位更多是为了追求媒体覆盖人数，迎合公众猎奇或探宝心理编制的，不同程度存在着把考古看做挖宝行业，给考古发掘工作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更有个别资讯甚至渲染盗宝与发财，为疯狂的文物盗掘与市场流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宣传考古成果、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的同时，应该坚持所有的科普释读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选择主流媒体，保证相关资讯披露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的同时，也要处理好资讯信息披露的安全性，毕竟文物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容不得有差错。

　　4、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盈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为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对于历史类博物馆而言，最大的对象自然是通过科学的考古手段获取的出土物以及这些出土物所在的出土环境。考古学和博物馆分别担负着发现和复原历史的重任和承担教育和传播的功能，需要把死人说活，替器物说话。近年，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各地蓬勃发展，成为历史类博物馆的重要补充。遗址类博物馆能保持考古发掘时的真实面貌，可以长时期的让公众参观学习，相比较开放考古发掘现场，遗址博物馆具有更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发掘过程、在固定场所展示更丰富的发掘现场、提供公众更充裕的参观时间、文物的安全和保护更有保障等显而易见的优势。各类博物馆尤其是遗址类博物馆在公众考古活动中是很重要的场所，利用好发挥好博物馆的职能和优势，尽量用生动的方式将各类遗物和遗迹系统化的展示出来，既能增强趣味性、互动性，又能融入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和做好文物的保护。

　　我们的祖先再也不能回来为我们绘制绚丽的彩陶，制作精美的玉器，建筑高大的祭坛，建造巍峨的殿堂。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位考古人执着于公众宣传的深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