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来，贵州镇宁民间一枚青铜印章经各种媒体的报道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人鉴定其为“汉代(少数民族地区)合金铜铸文物”或“夜郎王印”而为媒体大肆宣传。2007年10月30日，“夜郎王印落定镇宁新闻发布会暨专家研论会”在贵阳举行，该印章被镇宁官方及与会学者正式界定为“夜郎王印”[1]。此后曾有学者在接受采访时称其非“夜郎王印”而招致“夜郎王后裔”的不满并引发“口水仗”[2]。这确系汉武帝赐予夜郎的王印吗?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情境?本文试对之进行探讨。

　　一

　　夜郎是战国秦汉之际中国西南一小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汉武帝时，北方匈奴为患，南方南越作乱。为西联“慕中国”的大夏以牵制匈奴，南则以夜郎十万精兵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以制越，武帝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南夷。元封二年(前109)，南越被破，夜郎与滇入朝，上封之为王，并赐王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3]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 前25)，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汉廷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金城司马陈立被荐为牂柯太守，斩杀夜郎王兴。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为陈立所破，夜郎灭亡[4]。夜郎，这个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遂逐渐消逝在历史的尘烟中。

滇王之印

　　1956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6号墓(土坑墓)中掘出一枚金质印章，印高1.8、边长2.3厘米，重89.5克。蛇钮，蛇背有鳞纹，蛇头伸向方形印身之一角。印钮与印身分别铸成后再焊接为一体，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5]。这枚印章的出土，验证了《史记》的有关记载，并使滇池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组青铜文化遗存有了归属，即其为文献所记的与“夜郎”同时的 “滇”之遗存。虽然晋宁石寨山6号墓所出的“滇王之印”是否为武帝时朝廷所赐的王印原件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其当属滇人的仿制品)，但该墓为一代滇王之墓却无多大问题，这一重要实物对滇国及滇文化的确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献所记，滇在夜郎的西面。滇王墓在滇池之滨的发现表明滇的中心应在滇池附近地区，则夜郎应在其东面的滇东黔西地带。解放以来，贵州考古工作者在安顺以西，北起毕节，南到黔西南的广泛地域内，发现了一批青铜时代遗存，其与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存在许多共性，同时也存有一些差异，学界普遍认为其即夜郎之遗存[6]。但贵州西部青铜时代遗存彼此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因此以现行行政区划将贵州西部的所有青铜时代遗存均称为夜郎遗存可能并不妥当。于是，发现“夜郎王印”以确定夜郎的范围及其文化成为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各地亦纷纷以“夜郎”为招牌，进行大肆宣传以提升知名度。镇宁“夜郎王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次“炒作”事件。

镇宁“夜郎王印”

西安市博物馆藏“北极驱邪院印”

　　二

　　据媒体报道，镇宁“夜郎王印”是镇宁县苗族同胞祖传之物，而“掌握”此印的是一位自称为夜郎王“多德”的第75代子孙苗族老人。该印青铜质，印身较薄，背有无孔橛形钮，印面方形，边长5.5、厚 1.5、通高3.8厘米。印文为凸起的阳文，据称，印面下方左右有“多德”二字;上下各有两个“王”字，印中间有个似人非人的“蝴蝶”图案;28个圆圈符号围绕着 “蝴蝶”;由“夜郎王”为中心引出长长短短的线条[7]。

　　有理由相信，武帝所赐的夜郎王印应与“滇王之印”相似。而从上可知，镇宁印在质地、形制、印文诸方面均与“滇王之印”存有较大差异。由“滇王之印”推知，武帝所赐“夜郎王印”应为金质，蛇钮，阴文篆书，印面方形，边长不逾3厘米。而镇宁印系青铜质，橛钮，阳文，印面边长逾5 厘米，反映出唐五代以降印章的特点。据研究，隋唐以来的官印在形制上彻底改变了秦汉印章系统的方寸阴文的印式，而改为阳文大印，其边长多在5厘米以上，较乎边长多 2~3厘米的秦汉系统印章要大得多。由于印体较大，已不宜于佩戴，因而钮式也作了很大改革，汉印系统普遍使用的鼻钮至唐代便完全废止，改为长孔的环钮，唐末五代又改为无孔的橛钮[8]。这种变化，在上述两方印章中已显露至明，由此可初步判断镇宁印并非汉印，更不可能是武帝所赐的“夜郎王印”。

　　上引有关“专家”对镇宁印印文考释中的“王”、“蝴蝶”等内容，极为随意，并反映出考释者对苗文化因素(持印人为苗族)和“夜郎”的刻意迎合。细审媒体公布的镇宁印图片，其形制等与汉印不合已详见上文。而印中所谓“蝴蝶”，实为“雷公”，其“步罡踏斗”，作施法状;“圆圈”为“三清神”和北斗七星符号;印文为阳文篆书“北极驱邪院印”。此点，陕西省文物局刘合心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一语道破，并指出其年代早不过明代[9]。类似印章已在陕西发现20余枚，其中数枚与镇宁印十分接近，其年代集中于元明时期[10]。四川地区亦有发现[11]。贵州西南学者张进先生称，他在思南一些村寨傩戏端公手中发现的多枚“巫师印”与镇宁自治县热炒多年的“夜郎王印”完全相同，思南端公称之为“五雷印”[12]，“雷”应即印中“雷公”。综上，这类印章的分布较为广泛，而以元明清时期的四川、贵州、陕西等地较为集中，部分地区至今行用。这可能与符箓派创自巴蜀有关。据此，镇宁印应系明清时期道教法印，而非汉“夜郎王印”可定。问题是，这类印章为何能在苗族地区经久流行?

　　三

　　法印是中华道教最重要的法器之一。

　　道教在宋元之际分为金丹派与符箓派两大门庭，其中符箓派在汉唐传统符箓派(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的基础上，又新分化衍生出许多新的流派，重要的有神霄派、北帝派、清微派等，符箓诸宗极为兴旺发达。“北极驱邪院印”是北帝派中一枚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法印。“北极驱邪院”乃天庭之名，其名及印，首见于北宋道士元妙宗编著的《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中。其出现，可追溯至唐代，并与道教之洞渊派、北帝派之兴盛与传播密切相关。道教北帝派为中唐道士邓紫阳开创，因其最崇拜北极紫微大帝(北帝)，传授“北帝箓”等经箓，以擅长治制“酆都”六天鬼神、辟邪禳祸之事而著称，故后世称之为“北帝派”，或“酆岳派”。“北极驱邪院印”的广泛运用，反映宋元以来北帝派在各地盛行一时的历史情况，并表明其时对紫微大帝(即北帝)的信仰亦达到高峰。它不仅在汉族生活的地区传播，而且受到了西南、东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如苗族、羌族、布依族、瑶族、壮族的崇拜。这就是今天在四川、贵州等地区出土发现了许多有关北极驱邪院的法印，且有苗族、羌族巫师所使用者的内在原因与历史背景[13]。

　　法印是天神的象征或凭信，具有通神、护身辟邪、治病、驱神遣将等功能，道巫们认为，道符印代表着上帝、天神的旨意，既是天帝所授，则必须具有仙迹，以增加符印的神秘感与权威性[14]。现在贵州傩戏端公作法时，仍将各种木制印章钤于道符之上，目的是增加其法力。“北极驱邪院印”正是这样一种法印。

　　样一种法印。 “北极驱邪院印”的广泛流传，反映了明清以来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盛况。而这一历史情境的出现，一方面与道教 “北帝派”的兴起有关，一方面则是道教因素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相互契合与交融的结果。据文献记载，汉晋时期的西南少数即“俗好鬼巫，多禁忌”[15]，这样的传统信仰与道教中的某些因素存有共通之处，道教因此易于被此中土著接受而长期流传。关于这一点，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四

　　元封二年(前109)，夜郎与滇同受武帝所赐的王印。2000年后的今天，“滇王之印”(或其在当时的仿制品)业已发现，使滇国及其文化渐渐清晰。而关于夜郎的许多问题尚若隐若现，不甚明朗。历史上因为自大而名满天下的夜郎，今日无疑已成为一块知名度极高的金子招牌，正因此故“夜郎县”曾一度成为湘黔几县争夺的“香饽饽”。镇宁此番抛出的“夜郎王印”也是借夜郎之名的一番炒作。官方高调介入，将一枚明清道教法印(“北极驱邪院印”)炒作为“夜郎王印”的做法，似并不足取，将可能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以“滇王之印”为参照，结合中国古代印章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以及各地发现的道教法印的相关情况，我们不难得出镇宁铜印非汉“夜郎王印”，实为明清时期道教法印“北极驱邪院印”的认识。放眼观之，这类印章在以四川为中心的陕西、贵州等地广泛分布，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沿用至今。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则与道教在四川的勃兴及其向周边的传播有关，一则是道教因素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相互契合与交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