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梁太鹤，从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到2010年退休，亲历并见证了贵州考古事业的创立和最初的发展。2001年，贵州赫章可乐遗址墓葬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梁太鹤即是当时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发掘副领队。此外，梁太鹤还先后参加兴仁交乐汉墓群、赤水马鞍山崖墓群、普安铜鼓山遗址等大型考古发掘研究工作，撰写文物考古论文数十篇，编写出版《赫章可乐2000发掘报告》。

　　4月13日，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荣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贵州考古第七次获得该荣誉，对贵州考古人而言，也是第一次因此受到各路媒体的广泛报道，享受“网红”待遇。而在此之前，贵州考古和考古人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不同阶段的考古发现，为贵州带来了什么?记者采访了贵州考古界的前辈，曾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梁太鹤先生——

　　27°黔地标：赫章可乐遗址墓葬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个古墓群的发掘经过和它的大致情况怎样?

　　梁太鹤：2000年赫章可乐古墓群发掘的领队是宋世坤老师，真资格的贵州考古前辈，今已年过八旬。我当时是考古所所长，兼任发掘副领队。

　　赫章可乐考古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有农民在农事耕作中刨出汉代铜鼓和铁剑，引起关注。1960年，省博物馆派人作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后来又陆续做过一些发掘，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发掘，揭示出许多古夜郎时期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考古遗存。

　　2000年发掘是在以往多年工作基础上进行的，共发掘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111座，其中108座为地方土著民族墓葬。出土文物500多件，有铜器、陶器、玉器、纺织品等，其中不少造型、纹样、工艺都显现出与周边考古文化不同的特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墓葬中不同方式的“套头葬”习俗。

　　所谓“套头葬”，是以大铜釜、铜鼓、铁釜等大型金属器，如帽子般戴在死者头上埋葬。这是古人一种十分奇特的埋葬方式，在全世界都没有见到过。我做过一些分析对比，认为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原始宗教信仰，是部族中巫师身份人员沟通神灵行为的祈愿与再现。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在古夜郎历史探索研究中，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发掘能够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种独特的文化特征是重要原因。

　　27°黔地标：赫章可乐遗址墓葬是贵州第一个独立进行并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项目，这对于您个人的考古事业，以及整个贵州考古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梁太鹤：赫章可乐遗址墓葬发掘结束后，我们忙于关注其重要价值，对于申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没上心。申报材料内的发掘情况介绍文字，仅仅写了A4打印纸的4页。

　　“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时，我们正在普安铜鼓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无任何期待准备。不记得是谁最先听到消息嚷出来，立马，发掘工地上爆发一片欢呼!

　　我首先感觉是意外;感动之余，深刻体会到来自国内考古学界对贵州的鼓励，以及一份特别的期许。这样的感受是一种强大动力，久久驱动着以后的工作，包括后来全身心投入的可乐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

　　要说评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于贵州考古事业的意义，我想在这里的每一名考古人，都会有与我相似的感受，就是带给贵州考古团队一种极大的信心，提升了文化自信。贵州考古团队，无论是规模、硬件、软件，远进入不到全国“第一梯队”。但我们却能够以自己的坚持和工作，让贵州的考古资源发出炫目光彩。

　　27°黔地标：您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之后分配到贵州省博物馆，也算是贵州考古事业创立和最初发展阶段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吧?

　　梁太鹤：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贵州省博物馆就陆续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分配来一些科班出身的考古人。更早的时候，上世纪50年代博物馆筹建，还有几位老师先后参加国家文物局联合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举办的考古培训班，那虽算不上科班，但却享有新中国考古“黄埔军校”之誉。培训班的学员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考古骨干，是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开创了贵州考古事业。

　　27°黔地标：在你们那个年代，贵州的考古状况，以及考古工地的条件和发掘工作是怎样的?

　　梁太鹤：我1982年分配到省博物馆，考古工作仍处于艰难时期。第二年我参加在贵州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地点在铜仁松桃。所有的工具、木箱等，要装在运输公司大客车的顶棚，开上整整一天，天黑尽才抵达县城。第二天在县招待所租棉被枕头，雇手扶拖拉机，连人带物再颠簸一天抵达工地。发掘队三人，最贵重的设备是一部双镜头海鸥照相机，配搭几个珍贵的120黑白胶卷。这样的考古故事一直要讲到上个世纪末。

　　1996年考古所成立，算得上开始转折的标志，但全所每年能拨到的办公和业务经费仅有20万元，艰难程度依然不言而喻。2000年到赫章可乐发掘，用国家文物局专项经费，不再搭乘长途公交，全队租用一部中巴车，从贵阳到赫章可乐走了两天时间。曲折的山路，漫天的黄尘，让好几名队员不停地晕车呕吐。当时买不起数码相机，也不能保证发掘队员人手一部相机，但胶卷可以管够。我统筹整体拍照，可以挂上两部稍好的单反相机，装备变焦镜头，一部相机专用于拍摄反转胶卷，感觉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