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把寂静的考古带入大众视野。

在全国20多个终评项目中，发掘时间相对较短的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凭什么入选？从全国层面来说，这一考古成果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兼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对贵州来说，这一考古成果铺呈了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时期长达1400年的历史画卷，一部埋藏于地下的“黔中通史”展露在世人面前。

“这是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考古发现。”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评委认为，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项目实证了从西晋南朝至元明时代，尤其是明代贵州地区与内地的文化共性，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政治意义，揭示了中华文明不断裂的世界之问，其意义非同一般。

大松山墓群，加上此前贵安新区同样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牛坡洞洞穴遗址、招果洞遗址，贵安新区成为三次斩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地区，贵州的历史连续剧在此上演。

大松山墓群的发掘让黔中历史文脉逐渐清晰，贵安是贵州从史前到明清，唯一一个拥有完整考古文化序列的地区，数万年从未断绝；是以考古学完整书写贵州通史的唯一地区；是贵州史前洞穴遗址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是贵州目前唯一出土彩陶的地区，颠覆学术界关于彩陶文化传播范围和路径的既有理论；还是贵州魏晋南北朝时期遗存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境内山高谷深，自古山多地少，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一度被视为“蛮荒之地”。贵州考古成果不仅有力回击了外界发出“贵州有‘古’可考？”的质疑，还理清这些遗址和文物背后贵州历史的发展脉络，这是对贵州历史文化最大程度地解读、还原和传承。

近年来，随着贵州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全国考古新发现的耀眼图谱上，贵州累计8处考古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绩斐然，类型丰富、历史跨度大，不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代至西周、战国秦汉、宋元明等多个时期的考古发现。一系列全国性的考古重要发现，已然系统性地凝练出贵州历史的流转脉络，进一步铺展出一个具有历史厚度的多元贵州图景。

一键下单、日行千里、全球通达的今天，人们更期待通过考古回溯历史的漫漫星河。筚路蓝缕的考古人通过不懈努力，为我们还原了先民的生活场景，不仅为贵州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历史遗存，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提供了重要证据。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了贵州历史。没有考古学的科学发现和正确认知，历史的长度就可能停留于神话与传说之间，贵州的历史面相始终难以还原。考古用实物遗存探寻并书写贵州历史的发展，考古学正为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中华大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3000余年，因此，对于之前漫长文明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的探索主要依靠考古学。考古学不断用实物资料丰富和建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体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一个个贵州考古发现，一处处璀璨的考古遗址，先民从洞穴到聚落的生活图景，他们的衣食住行传统，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都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考古成果讲述着贵州的文明进程。考古，不只让我们对古代了解，更增进了对当代的了解、对当下生活的了解。

得益于政府与社会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公众对考古学的了解已今非昔比。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中国历史上以鼎、簋等生活器皿为礼器，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礼制社会。中国的青铜器曾被西方学者誉为“公元前12世纪的波音飞机”，意味着其代表了高端的技术水平、复杂的生产组织和多元的资源配置能力，精美的文物背后是国家实力与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不仅指明了考古工作的发展目标与未来方向，也对其应当发挥的作用和实现的价值进行了深刻阐释。

文物的埋藏与破土、文化的交融与传承、文明的发源与变迁都是历史长卷中值得揣摩的精妙笔触。考古恰是以文物遗迹为起点，探寻文物背后潜藏的深厚文明，回溯游弋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贵州的系列考古成果，为满天星斗般灿烂多元的中华文明更增璀璨，为透视中华文明提供了更多维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