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林

叶上花，是乌蒙山岩石中生长的一种草本植物，淡白色，花像叶子，叶子也像花。小时候，春二三月，蔬菜和粮食都比较少的季节，母亲常带着我去石旮旯中采野菜，在岩包上一把一把连花带叶采下来，洗净切碎，与包谷饭拌在一起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即使多年过去，至今仍然记得。

一

我们的村子，虽然也叫“街上”，但40多年前还是一个“野坝场”，六枝、纳雍、普定交界的人来做牛马生意、卖点日杂百货，逢赶场天早上10点到下午2点这段很热闹。由于要走山路，散场较早，不到100人的自然村寨又归于宁静，而我家住的地方还更清静，散居在街背后，前面是两个杉树林，后面是大片荒山，显得有些“不合群”，我们兄弟姊妹要找小朋友玩，还得跑到街上去。

虽然我家住得比较僻静，但也很“招客”：赶场的亲戚来歇个脚、喝喝水；远处的本家过个路、坐一坐；做买卖的人借地方拴牲口、抽袋烟；请我父亲写对联、抄书的，找我大哥补皮鞋修手表的，无事来闲摆的，时常都会有人来。母亲很好客，有时煮一锅洋芋，有时煮一提篮毛豆，有时煮一些嫩包谷，有时做几碗麦面疙瘩，家里能拿出什么吃的，随季节而定，反正是家常便饭，来者有份。

母亲很勤劳，除了种自留地，还在山背后偷偷开荒种荞麦和洋芋，种这些小季作物，农历五月间就开始成熟，可以填补秋收之前青黄不接这一段时间吃食的不足。因此，比起寨上的其他人家来，虽然日子过得很紧巴，但至少我们兄妹没饿着。这，或许是把房子修在“背街”打的主意吧。

人走到哪里，都是为了这张嘴。亲戚朋友喜欢来我家，或许有这口吃的也是一个原因吧。有个亲戚经常来，我们觉得他是来混吃的，不太喜欢他。有个赶场天，下雨了，这个人背个夹箩（方形竹背篓），戴着莲帽（斗笠）又来我家，说是躲雨。他把夹箩放在门口屋檐下，将莲帽盖在夹箩上面，就进了屋。我讨厌这个人，就把系在莲帽上的八股绳解下来，顺着线头拆散了。待这位亲戚吃了东西，雨也停了，出得门来，背上夹箩，拿起莲帽，发现绳子变成一堆线，嚷嚷起来，母亲出来问“是哪个干的好事?”我说：“是我，他来我们家骗吃骗喝。”母亲气得脸色通红，随手拣了一根竹条抽了我几下子，打得我捂着屁股直跳脚。她进屋找了一根绳子替亲戚将莲帽系上，连声道歉：“娃娃不知事，怪我们没教好，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客人走后，母亲说：“穷要心好，富要让人。来的都是客，吃也吃不穷。只要家里有，不要做脸嘴。”

二

母亲个头不高，甚至很弱小，但她从来不怕事。

父亲是个读书人，性格有些鲠直。旧社会教过书，解放后干过区公所秘书，粮管所会计。在粮管所时带了个徒弟，这人学会打算盘做账以后想当会计，粮仓被盗，他诬告父亲“勾结土匪”，父亲被审查，虽然结论清白，还是气愤不平，账本一甩回了村。但是也未彻底“甩脱”，还是被抽去参加“三查”“四清”“秋征”。那几年倒还清静，可是后来被人惦记上。原来是“低标准”期间，因三年困难时期，导致收成减少，过年时由合作社杀年猪分配，有的人家分到大块一点的肉，有的人家分到一条猪尾巴或一个猪腰子，我的堂哥和一个表哥两家人分得一个猪蹄叉。他们很愤怒，叫我的大哥画了一条毒蛇，贴到合作社分配猪肉的这家门上。这下结了仇，只要有工作队来，这家人都要点我父亲的名。大哥报名参军，这家人也去唆使其他人来吵闹，说我父亲历史不清白，顶着让我的大哥去不成，接着两三年都是这样。后来的公社书记比较正派，没有听信谗言，接兵干部也欣赏大哥有点文化，经过严格政审后，才顺利入伍——这时大哥已接近20岁，入伍年龄算比较大的了。由于这些因素，父亲愈是有气，愈是不平，愈是爱提意见，愈是挨打整。一次，公社考虑我家是军属，人口也多，打算照顾一条棉被，这位被贴毒蛇的人说，宁可给瞎子跛子，也不能给我家。那时遇有春荒，公家发救济粮或返销粮，也没有我家的份。母亲偷偷种些粮食，开荒时人家故意不管，等成熟时这位老同志带着大队的人来一下收走了。母亲去找他们评理，“开荒不是一家两家，如果大家都收，我家也同意收；如果其他人家不收，就不能单独收一家。如果大家的要收，我自己主动背到粮管所上交，不用你们操心。”那个人无话可说，大队的不再坚持，把粮食退还回来。

改革开放那年，大家分小组种地，小队出了个新政策，哪家烧1万斤石灰给集体改良土壤，年底奖励100斤包谷。父亲从来没有下井挖过煤，为了多收100斤粮食，很少拿过镢头的他，也梭下矿井挖煤去了。父亲挖煤，母亲烧石灰，几乎用了一个冬春时间，终于完成上交1万斤石灰的任务。九月间，到了秋收分粮食的时候，小队长听信谗言，不肯兑现奖励100斤粮食的承诺，因为全村只有我们一家完成这个任务，大家只在私下表示同情和义愤，很少有人公开打帮腔。但小队长虽然没有主意，也不敢明确说不给，母亲找到他，他居然说是某某人的意见，召开群众会议讨论，与母亲说不过，还是兑现了奖励。虽然得到的是一堆细碎包谷，也算讨了公道。

三

1976年冬天，雪凝时间特别长，临近春节，三伯的大儿子庚友哥在木底河病重，眼看不行了，被他的继父和母亲抬着送来，说是交还本家，家屋中的几个老人商量，送到公社卫生院就医，让母亲去招呼。父亲弟兄八个，其中三伯个子最大，但空有一身蛮力，不会营生，20世纪50年代末死于煤洞塌方，他替集体炕包谷，没有煤了，带着中云、唤弟两个小姑娘去挖“鸡窝”煤，一个挖两个抬，刚挖了几撮箕出来，再回头进去时，土方垮塌，被压在井下，等刨开泥巴后，两个年轻姑娘救活了，而三伯埋得深，没有回转。三伯家生了六个子女，养不活，先是把堂二哥重友送给我家，我母亲带到3岁多，三妈抱去换了两升米，过继给人家；后来三伯死了，最小的一个堂姐也交给我母亲带，才1岁多，三妈又来偷去，换了三匹窄幅“小布”，母亲发现堂姐不在，追到半路赶上了，这家人说是三妈抱的，回来哭了一场。三妈带着三个堂姐改嫁，庚友哥先后两次出去修铁路，第一次得了18元，买一只公鸡到三妈家过年，一顿饭就花完了。过年后又同寨上王家老大一起再去威宁修铁路，负责打炮眼炸石头。一天，有个炮眼筑了炸药，点上导火绳后没有爆炸，他们两个上去“抠瞎炮”，谁知还来不及“抠”，“瞎炮”轰然炸开了，王家老大尸骨无存，庚友哥一只眼被炸瞎，周身皮肉被碎石打成“筛子眼”，虽然捡回一条命，从此劳伤、成了废人，长期咳嗽痰血。庚友哥受伤回村，干不了重体力活，只能住在小队的公房里，哪家有饭他就在哪家吃，母亲看他可怜，时常喊他来吃饭。这次抬来住院，医药费由公家负责，一日三餐大伯安排我母亲服侍，虽然家中没有多少白米，母亲尽量做些好吃的、脚上套着米草鞋防滑，一步步送到医院。庚友哥自知这回旧病难愈，对我母亲说：“四娘，我爹死得早，娘改嫁，有娘强如无娘，生病只有您管我！如果我能好起来，帮您做活路，带兄弟妹子。要是这口气不在了，我在阴间也要保佑您一家。”没过几天，庚友哥便咳血过世了。公家出点钱买了几块薄板，简单做成个匣子，母亲和几个堂嫂连夜赶做衣服装殓了，叔伯兄弟和街坊邻居，将庚友哥抬到大坡脚安葬。

四

母亲持家，极为谨严。哪个时候该吃白饭、哪个时候该吃菜拌饭，干稀搭配，安排得有条不紊。但她从来不抠门，亲戚家门哪家有困难，只要力所能及，都会帮助接济。“低标准”时，彭家姑妈来街上赶场，走到我家对面的垭口，没有力气了，母亲烙了一块苦荞粑给她吃，送了她一升苦荞，多年以后她儿子到公社当文书，记母亲的情，遇到有人给父亲小脚鞋穿，帮忙说些好话。邻村李家两个儿子，饿急了在漆树上摘漆子炒熟充饥，全身浮肿，父亲下队看见了，回来跟母亲讲，母亲装了一小口袋包谷，让父亲送去。后来李家大儿子做了大队会计，经常来看两位老人。

母亲很珍惜土地，一个角落也不会浪费，种洋芋套种包谷，种包谷套种黄豆和菜豆。我家种的洋芋长得好，颗粒很大，煮好剥开后粉嘟嘟非常好吃。有天我到姨妈家跟她的儿子玩，姨妈夸奖道：“你家洋芋是沙地种的，又大个，又好吃，我家是胶泥地种的，又小个又渣水（淀粉少）。”我回家选了10多个大洋芋，洗干净装在帆布挎包送去姨妈家，提着空包包高高兴兴回家来，谁知一回来，就被母亲追着劈头盖脸抽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抱头躲窜。母亲一边打一边说：“人家领工资的，你这是肥肉上添膘。不准乱拿家里东西送人!”当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母亲为什么下手那么狠。

舅舅为了照顾我们家，有年春天牵了一匹老骒马来让我们帮忙喂，说是出了马崽，送一匹给我家。六月间，产下一匹小马驹，我们一家都很高兴。为了让骒马多下奶，母亲还磨了豆浆来喂它。我听人说用新毛豆喂马奶水好，在割草时将小队地里的毛豆割了放在背篓底下，在上面盖一层草背回来。母亲放草喂马时发现了，问我在哪里割的，我说集体的，母亲说：“集体的豆子也不能割，这是小偷小摸行为！细小偷针，大来偷心！干不得的！”虽然母亲没有打我，但是比挨打还要难受，至今回想，仍然很惭愧!

母亲的爱心，不光是对人，对牛马牲口也是一样。舅舅送给我家的那匹小马，长大后吆去驮煤，上坡时母亲看它一点头走一步，从驮子上拣几坨煤兜在自己围腰里，到了平路才放回去。家中的狗或猫晚上不回家，她到处寻找呼唤，直到这些小家伙们回来，才放心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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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乌蒙深处草发花开，崖畔的叶上花也应该长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