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坡洞遗址出土的陶器。

双肩石锛是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的一级文物，属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是目前贵州发现的最漂亮的一件双肩石锛。

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修复瓷器。

贵州省博物馆展出的部分本土出土的石器。

盘县大洞遗址。

编者按

6月14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主题为“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的宣传展示活动，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让文物焕发新活力 绽放新光彩”为主题的活动。

贵州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丰厚，无论是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余温，踏访绿水青山感悟自然伟力，还是尝试体验一门传统手艺——每一次亲近、每一次分享、每一次践行，都是对遗产最长情的告白。守护过去，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贵州日报27°黔地标文化周刊推出特别报道，聚焦我省以各种形式保护、挖掘、展示、诠释、传承文化和自然遗产，展示贵州创新实践书写文物保护的生动答卷，展现有着深厚底蕴与多元魅力的贵州非遗，探寻古老技艺的活力密码。贵州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正以青春姿态跨越时空，成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鲜活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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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8项考古成果

盘县大洞遗址 入选时间：1993年

所属年代：旧石器时代

赫章可乐遗址 入选时间：2001年

所属年代：战国秦汉

威宁中水遗址 入选时间：2005年

所属年代：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

遵义海龙屯遗址 入选时间：2012年

所属年代：宋元明时期

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入选时间：2014年

所属年代：明代

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入选时间：2016年

所属年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

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入选时间：2020年

所属年代：旧石器时代晚期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入选时间：2022年

所属年代：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

“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地区，早已经是一派生机了。”曾任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范同寿说。

迄今，贵州共有8个遗址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盘县大洞遗址、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和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都属于石器时代遗址，占贵州入选“十大”遗址的近百分之四十。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从202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文物保护的相关工作有了更适应时代的新标准和要求。拥有辉煌史前文明的贵州，出土过大量石器、骨角器、陶器，更多关注和了解这些遗存，就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技术手段上实践对其的有效保护。

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从发现石制品开始

石器对于旧石器考古研究极为重要，相对于动物骨头和其他材质的工具，它更容易保存下来，成为古人类遗址中数量最多的遗物。聚焦史前考古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介绍：“一个遗址的石器类型组合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族群的技术源流和文化归属。对这些工具进行深入研究，可以看出这个族群对石料的利用率，从而推测其技术水平和心智发育程度。”早期人类“敲石成器”，最开始仅有砍砸器、刮削器等基本组合，后来逐渐有了端刮器、雕刻器，功用越来越复杂。很多旧石器遗址的发现，都是从这些石制品的发现开始的。

黔西观音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也是我国南方首次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与旧石器共生的文化遗址，堪称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代表。它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山西西侯度遗址一起，分别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给予高度评价，并指出：“以这个贵州的观音洞为例，我们将要遇到的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

从1964年至1973年，裴文中教授及贵州省的考古工作者对观音洞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发现石制品4000多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等，不仅类型多样，而且都经过仔细加工。它们的原料、制作与类型组合都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反映了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特点。

和观音洞遗址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还有盘县（今盘州市）大洞遗址，它是目前贵州最古老、居住时间最长的人类遗址，荣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大洞石制品的修理台面技术，痕迹清楚而标准。过去这种技术一向被认为是西方同期文化所专有，其他地区不可能存在。盘县大洞石制品打破了这一认知，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意义非同寻常。

考古工作者在对盘县大洞进行考古发掘后，共获得人牙化石4枚，石制品2000余件，动物化石万余件及一批灰烬、灰屑、烧骨等。专家们认为无论在遗址规模、文化堆积物年代、考古材料的品种和数量方面，盘县大洞都可与北京的周口店相媲美。

古人类既然总在“动次打次”地敲打石头，制作石器，那怎样的石头才是他们在选择石料时的“心头好”？张兴龙说，答案有规律可循，“他们更愿意选择那些有一定硬度、质地均匀、易于削片且贝壳状断口的岩石来制作石器。”

生活在贵州境内的古人类，因为贵州多样性的矿产分布，在石料的选取上也存在多样性。张兴龙在其2017年出版的《穴居时代——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中举例说：“在贵阳市开阳县一个叫国家岩厦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水晶制作的细小石器，水晶制品占的比重很高，和当地丰富的水晶矿藏是分不开的。”除了燧石和水晶以外，贵州还不乏使用河中的砾石（鹅卵石）作为原料的例子，最新的发现是在锦屏县清水江流域的阳溪遗址。“此遗址发掘于2010年，由笔者领队发掘，这个遗址的石器就是捡用清水江里的砾石加工的，在整个贵州的清水江流域，以及向东至湖南的醴水和沅水都流行使用河里的砾石加工石器的传统，这一类工具往往形体较大。”除了受资源限制，当时人类选择石料和他们活动半径的大小和寻找原料的能力也是分不开的，一般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燧石原料并不多；而到了晚期，人们生产技术提高以后，燧石原料才变得普遍。

贵州地区洞穴数量巨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以洞穴遗址居多，旷野遗址较少。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北起山南的汉中盆地，南到广西的百色盆地，数以百计的类似阳溪遗址这样的砾石石器遗址被陆续发现。这些发现是20世纪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弥补了中国南方地区旷野遗址的空白。贵州也在配合东部大江大河水电站建设进行的抢救性考古中，发现了阳溪遗址、潘寨遗址等一大批旷野旧石器地点。

丰富的石制品，辉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贵州境内的古人类运用怎样的石制工具生产生活？从考古“战利品”中可以得出答案：

砍砸器，这类石器是指用砾石、石块或石核，在一边或几边，向一面或两面加工出刃缘的重型工具类型；

大尖状器，这类石器是以长条形砾石或厚石片在一端单面加工出尖刃，在贵州发现较少，仅在黔西南地区有少量发现；

刮削器，有轻型和重型之分，长度长于10厘米的重型刮削器，是一个或几个边缘经过加工的石核或石片工具；轻型刮削器实际上是边刮器、端刮器和凹刃缺刮器等几个并列的类型，笼统地讲，可以称为一个或几个边部经过修理的小型石片石器；

尖状器，用小型的石片或石块沿两侧边修出一尖刃或锐尖的轻型工具类型；

雕刻器，多系石片加工，是在石片的侧缘，施行雕刻器打法，剥出一个或两个小面，小面与自然面或另一小面相交呈凿形的刃口，在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偶有发现。

据张兴龙介绍，贵州旧石器时代的加工特点突出主要表现为工具类型简单，小石片工业的加工技术一直沿用到全新世。工具主要是两大类：刮削器和尖状器，制作技术精美，且类型稳定，在我国南方同期同类工具中绝无仅有。此外，还有少量的砍砸器和个别的雕刻器。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石锥、石球和石镞等在贵州未有发现。

水城硝灰洞遗址是贵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代表性遗址。在这里，古人类化石继桐梓岩灰洞遗址之后第二次在贵州发现。洞中出土的石制品最早使用一种全新的削片技术——锐棱砸击法，用这种方法打制的石器有28件，代表着一种新型区域性文化。同时，科研人员第一次在该遗址发掘中使用打制石器实验方法对出土石制品进行对比研究，此举开创了贵州实验考古的先河。锐棱砸击石片的甄别和提出，代表着一种全新考古学文化，对贵州旧石器考古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指导意义。

兴义猫猫洞遗址是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出土的石片工具所占比例很高，在全国旧石器重要遗址中绝无仅有，其中大部分是用锐棱砸击石片加工而成。在北起普定，南至兴义的黔西南地区，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也都呈现出同样的特征，被专家们定义为贵州旧石器文化中的“猫猫洞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类型除了打片技术主要使用锐棱砸击法，辅以锤击法，磨制的骨角器也是特色之一。猫猫洞出土的骨角器，有骨刀、骨锥、角铲等，磨制光滑，显得精美，无论是在类型还是在加工方式上，均有许多属于国内首次发现。

贵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几乎每一个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都可以在贵州找到代表。历史学者范同寿在其2022年初出版的《贵州历史笔记》一书中写道：“贵州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辉煌的，这种辉煌远远超过了长江以南的许多省区，即使与黄河流域的原始文明相比也毫不逊色。把史前的贵州称作中国南方原始文化的摇篮，一点也不为过。”

石器陶器里，初露端倪的贵州“多彩”

站在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8米深的土坑里，你会看见令人震撼的场景——4万年的时间自下而上，被压缩进层次分明的土层，如同一本厚度8米、跨越4万年的“时间之书”。土层里藏着古人类的无数秘密，包括他们使用过的各种石制品。

2021年4月，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之前的5年时间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招果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累计工作时长800多天的考古挖掘，最终确认该遗址文化堆积从距今4万年一直延续到全新世，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堆积连续完整。招果洞遗址学术意义重大：在该遗址发现的一万多年前的磨制石器，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该遗址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该遗址发现的一万多年前的墓葬和随葬品，也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墓葬遗存和随葬行为之一。同时，该遗址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云贵高原乃至全国，都极为少见。

普定穿洞遗址也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址，位于普定县城关镇青山村穿洞村民组后山孤峰山腰上。考古工作者在1979年到1982年进行了4次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之多，文化信息量之大，简直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文化综合体。该遗址出土不仅包括石斧、石锤、石刀等众多种类的石器万余件，还有磨光骨器1000多件，在当时冠绝全国。穿洞出土的人类化石数量也众多，洞内堆积分为早晚两期文化，可能为不同族群所创造，这对研究云贵高原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族群迁徙、文化交流、生计方式转变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了约100万年的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步入新石器时代。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畜牧业。

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是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荣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可能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或更早开始，一直沿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更晚。遗址对建立贵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探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以及与环境变换的对应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贵州六枝特区的老坡底村脚下，2005年被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遗址8处。这8处遗址分布密集，直线距离不超过１公里，而且属同一时期。通过对其中4个遗址的发掘，获得了一批陶器、骨器和磨制石器。

贵州新石器时代的骄人风采，在北盘江流域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丰富展现。这个被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威宁中水遗址，出土的石器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且数量多达7000余件。这些石器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既包含贵州北盘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越文化交流的信息，也显示出与乌江水系新石器文化上的区别，极大地丰富了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

考古工作者在贵州威宁中水镇发掘了以鸡公山遗址、营盘山遗址、红营盘墓地、银子坛墓地和吴家大坪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从中清理出祭祀坑、墓葬、灰坑和房址等，获得大批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等文化遗物，其中还有迄今发现的贵州体量最大、时代最早的青铜器——青铜锛。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磨制石器很多，有石斧、石锛、穿孔石刀、石镰、石镞等，其中梯形石锛、弧壁穿孔石刀等非常有特色。同时出土的还有少量骨器、玉器和铜器。

威宁中水考古揭露出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遗存，使一种全新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得以问世，它就是2005年命名的“鸡公山文化”，在贵州文化发展阶段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器时代初期。

“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同省境内的山峰，每一座都有自己特异的风采。”这是范同寿在历数贵州各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和特色时的形容。他认为“贵州的多彩，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遐迩闻名的可乐遗址，先后进行过9次考古发掘。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带活动频繁。从当地获得的石弹丸，既是工具又可作武器；数以百计的残陶片虽然纹饰单调，种类却很可观。其中的两个残陶杯和两个中心穿孔的陶纺轮，说明当时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用野生植物捻线织布的技术，告别了赤身裸体的岁月。

平坝飞虎山则是一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共存的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很典型。这里出土的器物，不仅有经过磨光的斜刃石锛、石斧、石箭头、石纺轮，还有数以千计的灰砂陶片。其中的一片乳黄色陶片上，绘有一段带状红彩。范同寿说：“这一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它可是学者们寻寻觅觅若干年，在贵州大地发现的第一片新石器时代彩陶。”

黔西北的青场镇瓦窑村遗址，在1984年春和1985年春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百余件，其中有石锛38件、斧9件、铲2件、凿4件及一些半成品。

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古人类“纯手作”石器等文物貌不惊人，却携带着万千人类信息，让一幅百万年的漫长画卷在我们眼前慢慢拼凑，渐渐打开。张兴龙这样描述：正是远古打制石器的一声声叩击，叩开了文明之门。（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吴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