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必须脚踏真实的土地 ——冉正万长篇小说新作《屯堡》发表

冉正万长篇小说《屯堡》在《中国作家》杂志首发。(受访者供图)
近日,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新作《屯堡》在《中国作家》杂志首发。这是贵州实施“四大文化工程”进程中涌现的文学创作成果,该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切入点,讲述江南士子郝余良因科举变故西行入黔的故事。
小说采用传统叙事结构,以郝余良的经历为主线,串联起董安贵等众多人物与事件,并通过郝余良的视角,呈现屯堡文化“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核心价值。
这部16万余字的小说,源于冉正万一次“废稿三万”的顿悟,成于其对贵州多地屯堡的实地寻访。在冉正万看来,写历史小说,终究是要在故纸堆里找到与当代人共鸣的那根弦。
在真实土地上寻找虚构的根基
长篇小说《屯堡》的创作始于2022年,但过程远比预想的曲折。
“《屯堡》的故事背景最初是设定在安顺市云山屯,闭关写了近3万字后去实地,才发现我所构建的叙事根基,与历史现场存在偏差,便将之前所写的内容作废。”冉正万用“疯狂”二字形容那一天的心境,这也让他意识到:历史写作必须脚踏真实的土地。
小说的开头极具戏剧性:信使连夜送捷报,郝余良全家庆祝高中,然后一切突然被取消。“先给读者一个期望,然后毁掉它,再给他新的期望。”冉正万解释道,这也是他常说的文学创作中“开头”的重要性。
冉正万介绍,明洪武三十年(1397),明朝科举出现“南榜全中、北榜落空”的罕见局面,朱元璋下令对此次科举考试进行重新审理。
冉正万有意将主人公郝余良设定为南榜考生中的倒数第三名,“史料对排名靠后者记载甚少,这正好为小说虚构提供了空间”。
这种在历史缝隙中打捞素材的方式,还体现在冉正万对朱元璋之子朱橚的书写上。这位王爷对流放毫无怨言,一心研究植物,编纂出《救荒本草》。这本书收了414种植物,其中276种是首次入药典,每一种都配有工笔插图,详细标注生长地点、食用方法及去毒方式。“这本书传到日本、英国,对后世植物分类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冉正万说。
在小说中,冉正万将朱橚的流放经历与主人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朱橚虽被贬,却没有失意,他走到哪里都继续研究植物,这种精神也影响了郝余良,可以说是两个失意的人抱团取暖。”
冉正万认为,历史小说的写作,要在真实基础上寻找可虚构的部分:既要尊重大事件的客观性,比如战争、重要人物的生平,又要在细节中注入想象,“像郝余良的生活细节、对话内容、日常饮食,这些都属于可虚构的范畴。”
将文字写在贵州山水间
在贵州的山水间行走,对冉正万而言,是创作的源泉,是灵感在大自然里“等”着他。
冉正万出生于贵州省余庆县,18岁离开家乡成为一名地质队员。在野外工作的8年里,他走遍崇山峻岭,亲历贵州最原始的地貌与最质朴的生活。山的挺拔与水的灵动深深影响着他,这些体验也不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如今的乡村早已改换新颜,但是它的样子已经刻在你的脑海里,写小说时它就会窜入你的脑海,变成笔下的文字。”冉正万说。
冉正万认为,变化寓意着新的生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着冉正万的题材选择,但他创作的内核始终保持一致:文学创作必须建立在对事物不断了解的基础上。
为了写好小说《屯堡》,冉正万走访了安顺鲍家屯、傅家屯、本寨、云山屯及水城蜂王屯等六七个屯堡。“只有不断行走,才能写出贵州独特的地形地貌。”冉正万笑言,每一次探访都在加深他对屯堡的认识。
“本寨有商业驿站的烟火气息,在傅家屯则能感受到浓浓的军事色彩。”鲍家屯的水利设施给冉正万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入黔始祖鲍福宝将古徽州水利工程建设的方法与鲍家屯地质地貌形态完美结合,形成了如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泄洪抗旱工程。”冉正万介绍道,江南移民来到贵州后,其建筑、习俗与饮食文化,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深深影响了贵州的发展,这些在如今的屯堡中仍能找到印记。
“蜂王屯三面都是悬崖,只有一条斜坡能上去,过去里面曾住过两万人。”冉正万将六盘水市水城区蜂王屯的险峻地形写入小说,让郝余良在“行走”中穿越贵州山水。他认为,这并非简单描写自然风光,而是要展现山水如何与人物命运相互呼应。
事实上,这一创作思路也契合冉正万对屯堡文化吸引大量游客的思考。“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最终源于文化。”冉正万表示,单纯的山水风光容易让游客感到单调,而文化能为自然景观注入灵魂与故事,满足了现代旅游者“求新、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
异质化表达与个性化写作
作为在贵州大地上写作了40余年的作家,冉正万见证了本土文学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贵州作家几年难见一篇作品上大刊。现在每年都有十多篇,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贵州文学的优势在于异质化,“将上海和北京的都市生活写得不同很有难度,但贵州很多生活是别处没有的,可书写的内容十分丰富。”
在冉正万看来,贵州文学的魅力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多元的民族文化。其作品《银鱼来》以黔北的崇山峻岭为背景,叙述跨越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真实再现了黔北地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民情风俗以及社会变迁中人们的命运。
近年来,冉正万持续创作出高质量贵州题材作品。除了《银鱼来》外,还有聚焦抗战记忆的小说集《图云关》、描摹贵阳老街的《洪边门》,其作品中“屯堡石墙、山间银鱼、老街苔痕”等意象,成为当代文坛贵州地域文化的鲜明标识。冉正万说:“贵州给了我最深的滋养,是我最熟悉的土地。”
在冉正万的理念里,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生活在这里,写作的内容也只能源于这里。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这是冉正万的写作信条。
冉正万认为,贵州的地方史实与整个中国血脉相连。他有个写作习惯:每写到具体年份,必查证当年中国与世界的大事。“或许能发现与贵州的关联,即便没有也很有趣。”
采访尾声,冉正万透露正在创作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新作,尝试“环形结构”叙事。“已经快写完了,但还要改。”语气里既有即将完成的轻松,又有对作品永不满足的苛求。
“命运把你抛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冉正万这一观点,正如《屯堡》中郝余良所秉持的信念。从地质队员到作家,从关注乡村到探寻历史深处,冉正万的身份转变与文学创作紧密相连。他始终在寻找文学与生命的交汇点,那里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个体命运的回响。(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实习生 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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