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陵河大桥。（图片摘自《贵州桥梁志》）

坝陵河大桥如飞虹一道，越过山高水深的坝陵河峡谷。就在离它不远的峡谷深处，已然坍塌断裂的老坝陵桥在两岸留下桥墩。相机对准断桥，后方气贯长虹的坝陵河大桥跑来“抢镜头”，过去和现在同框呈现。

关索岭古道的一端就在坝陵河峡谷谷底的西侧，沿着古道翻过关索岭，就进入关岭县城。从今天的安顺关岭过晴隆，到盘州，过胜境关，进云南，是古时滇黔两地的重要通道。元代这条通道是从湖广通达云南的“普安道”的组成部分，明代则成为明王朝加强对西南地区统治的滇黔驿道。

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的娄清刚出版了一本专写贵州古道的《黔路纪行——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田野调查笔记》，而他进入文保领域后和古道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在1985年的关索岭。从坝陵河峡谷的断桥沿石板铺就的古驿道爬上关索岭，作为一个曾经想当画家未果却从事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新人，娄清觉得“沿途所经，眼里和脑海中无不是值得写生并且非常入画的景致。”

今天行走在这条长2.5公里，宽2至3米的古道上，山林苍翠，山风徐来，毛石砌筑的古道依山就势，一路蜿蜒，依旧风景宜人。关岭自治县文保局副局长胡林军是本地人，小时候生活在关索岭下，那时候古道上的人家已经搬走，空空的关索岭成了附近孩子的游乐场。每天孩子们的游戏之一，就是在古道上疯跑。跑过已成废墟的顺忠祠、高悬康熙御笔“滇黔锁钥”的御书楼、供奉关帝的双泉寺……以普通成年人的步速，徒步关索岭古道单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放在风一样的小孩那里，同样的时间估计已经跑了几个来回。

胡林军带我们看古道上最深的一个马蹄印，嵌在弯道最外围的石块上，已经成了一个微型蓄水池，一年到头大概也难有干燥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这里挖开古道保障重要用途，之后部分路段用水泥石块进行修补。和已经被数百年岁月盘出“包浆”的毛石相比，跟“愣头青”一样火气未退的水泥石块太难做到鱼目混珠，着实不是个好“卧底”。

自从20世纪20年代南京至昆明“京滇公路”通车后，关索岭古道的功能就回归民间，仅供周边村民用于生产生活，并在老百姓的自发性保护中延续着生命。与“从前慢”的生活相连的古道，在“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生活中退至边缘，行人稀少，最后一户居民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搬走。自小在这条古道上玩耍，如今又做文保工作的胡林军大概最懂行走古道的乐趣：“你走的每一步，都可能和古人的脚印重叠。你摔了一跤，古人也有可能在那里摔过。”

关索岭这个名字里的关索，民间传说是关羽的儿子。而岭下的坝陵河，自古以来的名字是灞陵河——和《三国志》中关公“辞曹挑袍处”的河南许昌灞陵桥的名字一样。与关索岭隔江相望的山岭名叫晒甲山，传说是关索随诸葛亮南征至此，蹚水过河时突遇暴雨，三军将士盔甲尽湿。于是趁雨过天晴，将士们返回山坡上晾晒盔甲，此山因而得名晒甲山。

传说扑朔迷离，埋在地名里的线索忽明忽暗。但当坝陵河回到其灞陵河的前生，它就和西岸的关索岭、东岸的晒甲山，以及下游的孔明塘、孟获屯等等古老的地名一起，汇聚成了一条隐约的线索——如果它们因为彼此可能相同的身世，想建个微信群，群名大概就可以叫作“疑似三国遗珠一家亲”。

除了险峻地势和自然风物，关索岭古道上的几处残垣断壁，正是行走古道时令人流连的所在。门楼旁的明代顺忠祠，也叫武庙，以前人们还叫它铁枪庙，是祭拜关羽和关索的，据胡林军说，清代还有“神武一家”的匾额；“马刨井”和“刀把井”近侧，立有双泉寺，和顺忠祠一样曾被毁。据说以前两泓泉水的附近有个亭子卖茶水，茶水是用泉水烧的，甘甜无比。古时的相送，很多都是到此止步，之后才是真正孑然一身的漫漫旅途。如今这里碎了一地的石头，曾见证了无数世间的悲欢离合。唯有双泉至今淙淙，四时不竭，最终汇入谷底滔滔坝陵河。

处于滇黔通道咽喉位置的关索岭，在元代开设“站赤”、明初辟为驿道前，就一直是西南地区盐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之一。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发动“平滇之役”。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的30万大军，主力部队沿着元初修筑的“普安道”从湖南进入贵州，经思州（今黔东南州岑巩县）、贵阳、普定（今安顺市）、普安（今六盘水市盘州市），抵达曲靖，平息梁王叛乱。

平乱后，为了拥有一条长久安全、通畅的西南边陲通道，朱元璋下令对驿道进行重新整修。至明末时，贵州境内共有驿69处，站28处，递运所4处，共开设、修整驿道30余条，滇黔驿道即是5条主要对外交通干线之一。至清代，贵州其余道路均裁驿，改设递铺和塘汛，仅在滇黔驿道和湘黔驿道设立驿站，足见清廷对该道的重视。只不过驿道出今镇宁后在白水转今关岭坡贡镇走郎岱，南走关索岭方向仍作为商道使用。

地势险要、位置特殊的关索岭，注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与关索岭一水相隔的晒甲山上，有和关索岭古道曾以老坝陵河桥一桥相接的鸡公背古道，也是滇黔驿道的一部分。军阀混战的1929年春天，时任贵州省主席的36岁的周西城率领黔军在此与李燊率领的滇军作战，战前还准备打到关岭吃午饭的周西城死于流弹。之后人们在鸡公背修建了他的衣冠冢，有石刻华表和六角石碑亭，碑文叙其生平。按照《关岭县志》的说法，后来“碑、亭、华表均被打碎，拜台及墓冢尚好，今墓石所剩无几。”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大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为躲避战火和继续求学，从长沙辗转昆明，徒步经过关索岭古道。那时候的坝陵河老桥还没有成为如今的断桥，桥上甘蔗摊林立，多是水西苗族女子所设，对于来往关索岭的行人来说，此地有树有水，是顶好的休息场所。旅行团是走古道直接翻越关索岭的，抄近道者甚至走了一条比古驿道更难的小路，当地村民叫作陡坡，只有不负重时才可以走。从湖南一路过来，关索岭成为旅行团所经过的山中最难爬的一座。

坝陵河谷底的断桥，是一座命运多舛却也充满缺憾美的桥。300多年前徐霞客从这里经过，它是其《黔游日记》里的“关岭桥”。《永宁州志》里说它是通滇要道，“昔人建桥其上，不知创自何年。”又说桥上盘根错节生长着黄果树，“游人憩其下，往往流连而不忍去。”清道光年间，这座桥经历过倒塌和补修；二战期间，“史迪威公路”则经由这座桥，源源不断将国际援战物资运往抗日前线。直到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仓皇逃遁时将其炸毁，这座当地老人们口中的“老坝陵桥”，才变成了如今只剩东西两岸两个青石桥头的断桥。

站在坝陵河河谷，一眼就能同时望见坝陵桥的前世与今生。横空出世的坝陵河大桥上除了南来北往的车，还不时有勇敢者挑战370米高的蹦极。在它之下的深谷里，断桥遍身荒草，欲言又止。它似乎被遗忘，却又与当地最有名的美食相连——断桥辣椒面、断桥青椒鱼。它把“坝陵桥”的大名让渡，却又以混沌的“断桥”之名，继续流连人间。（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