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量众多的“西南夷”族群中，“夜郎”及其周边“旁小邑”是西汉中央王朝最早开发的地区。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用蜀地(今成都)生产的“枸酱”招待唐蒙，唐蒙了解到从巴蜀经夜郎有“牂牁江”水道直达南越，且夜郎“有精兵十万”，遂上书汉武帝提出先解决“夜郎”等西南夷，然后顺“牂牁江”水道进攻南越的建议。武帝拜唐蒙为“郎中将”，带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的强大使团出使夜郎，会见夜郎王多同。唐蒙恩威并施使夜郎及其旁小邑君长同意设县。汉中央政府采取“分巴割蜀”措施，将原蜀郡和广汉郡的部分县分割出来连同在夜郎及旁小邑地新设置的几个县，设置了键为郡，郡治在僰道(今四川宜宾)。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平定南越的过程中，顺势诛灭了反叛的西南夷小国“头兰”，“斩首数万”，“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和朝，上以为夜郎王”。夜郎主动内附后，汉王朝在其地设置牂牁郡，夜郎及其周边“旁小邑”地区逐渐被纳入汉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

　　牂牁郡是西汉中央王朝在平夜郎等“南夷”后设置的边郡，郡治在“故且兰”。本文利用已发现的考古材料探讨汉至南朝时期牂牁郡郡治地理及其可能存在的变化。

　　一、牂牁郡辖境及郡治地理

　　1. 牂牁郡辖境

　　牂牁郡设置后，活跃在云贵高原东部地区的夜郎、漏卧、句町等族群成为汉王朝的一个行政区域，但内附的南夷各“君长”仍被封为王或侯，开始了郡县守令与原有土著君长共存的格局。

　　龙泉寺遗址全境

　　对平南夷而置的牂牁郡所辖各县，《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十七：故且兰、镡封、鄨、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稿、进桑、句町”。辖境包括了夜郎及其附近的且兰、漏卧和句町等其他小国。地理范围以乌蒙山脉为核心区位，故而“郡上值天井，故多雨潦。俗好鬼巫，多禁忌。畲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

　　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看，牂牁郡辖境涵盖今贵州中西部、云南东部和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区，涉及贵州的遵义市、贵阳市、毕节市、安顺市、黔南州、六盘水市、黔西南州，云南的曲靖市、红河洲、文山洲和广西的百色市等地区。郡治“故且兰”在最东端紧邻荆州剌史部的黄平、福泉一带，也就是沅水上游的清水江附近。

　　侯绍庄先生指出《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之“平南夷置牂牁郡”，“是说以南夷县所属的且兰作为新设的牂牁郡址，而非指以整个地区设牂牁郡”。他并且认为“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在平定南越叛乱，夜郎入朝正式受封为夜郎王的同时，更将夜郎、且兰等地从犍为郡划出另立牂牁郡治理，郡治即为原且兰国改置的且兰县。不过，这时的牂牁郡仅包括贵州西部、云南东南部和广西西北部”。

　　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指出“夜郎为秦汉间云贵高原最大国，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皆为当时南夷之表率。地位亦居南夷之最中，汉开牂牁亦始于夜郎，乃置牂牁郡时，郡治不定于夜郎而定于极东且远之故且兰，当时且兰最与水运接近而夜郎则四围皆大山深谷，与内地联系甚为方便故也。今云南曲靖、陆良、嵩明、寻甸、马龙、宣威、富源诸县，俱当时故夜郎县地”。

　　《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编写者认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灭且兰、伐夜郎，建立牂牁郡。当时的牂牁郡地跨贵州、滇东和桂西北，以且兰为郡治，平夷为都尉治，而且兰、平夷皆在今贵州境内，说明这一地区在经济上有较多联系，且以贵州为中心”。

　　2. 郡治“故且兰”地理

　　且兰是最早被诛灭的“南夷”小国，汉置牂牁郡时，便将郡治放在了“故且兰”。那么且兰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学者们依据《汉书·地理志》中“故且兰，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等文献记载和解放后在清镇、平坝至安顺(今西秀区)一带发现的大量汉至南朝时期考古遗存材料，提出了不同见解。

　　(清)郑珍《牂牁十六县问答》中认为“且兰为沅水、无水(今潕阳河)所出，又可见其疆域必至今沅水上流可通舟辑处”，因之“今贵州镇远一府，及贵阳之龙里、贵定两县，平越州之瓮安、余庆两县，都匀府之麻哈州、清平县，石阡府之乌江以南皆且兰地也”。

　　(清)莫与俦《汉且兰县故地考》认为“自平越州及所属之余庆、瓮安两县，镇远府属之黄平州、施秉县，都匀府属之麻哈州、都匀、清平两县，丹江通判以及石阡府治内之乌江以南境，贵阳府属之龙里、贵定两县及府治城东之境，皆当其地也。盖其县东接镡成、无阳，西接夜郎、平夷，南接毋敛，北接于鄨”。

　　罗荣泉先生通过对汉夜郎道和牂牁江水道的考证，提出“且兰应当在今天北盘江以东的地方，大致就是安顺地区一带”。

　　侯哲安先生认为“汉且兰县则只有今贵阳、龙里、贵定、都匀、黄平为较妥，以沅、无二水定之较当”。

　　方国瑜先生《汉牂牁郡地理考释》认为“巴与夜郎之交通，且兰当其孔道。从地理言，且兰在今贵阳至黄平之间适为相当，至于且兰城，疑在都匀，以其南之毋敛，始终与且兰同属一郡，关系至密也”。

　　王燕玉先生认为“汉且兰县当今福泉、黄平、瓮安、开阳、贵定、龙里、都匀北半部、麻江至凯里地”。

　　苏秉琦先生根据清镇、平坝一带发现的汉墓指出“这是且兰国的故地，武帝以后的牂牁郡的故址”。这批墓葬所出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蜀郡的耳杯、盘等漆器，洗、双耳釜、鍪、行灯、盉、提梁壶、扁壶、刻镂龙凤纹壶、摇钱树等铜器，鸡、狗、房屋等陶明器以及薄釉硬陶罐等随葬品和四川、湖南等地的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认为“这些墓葬大概是汉人官吏的墓葬。这些发现，表明了清镇、平坝地区约即牂牁郡治的所在地”。

　　宋世坤先生指出“且兰的方位，前人考证均认为在今贵阳与贵阳以东地区，且以福泉一带为其中心区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综合研究，这种看法更不全面，其中心地域更不在福泉”。他根据考古材料，提出“将且兰的范围延伸至安顺、平坝、清镇更为合理，并且，政治、经济中心就是这一带”。

　　侯绍庄先生认为将且兰定在今安顺一带，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证之。安顺及周边地区发现有较密集的汉代遗址和墓葬，“如果古代不是一个较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难于理解的……牂牁郡治确在且兰故地。因此，根据贵州历年来各地考古发掘、调查情况，印证文献记录，把今安顺一带理解为牂牁郡治所在是比较适宜的”。

　　史继忠先生等认为《华阳国志》和《后汉书》中的“溯沅水(上游清水江)”乃“溯延水(今乌江)”之误，他们根据地理环境和汉墓等考古资料，主张将故且兰地“改定在清镇、平坝和安顺一带为宜”。

　　从上面的简单罗列可知，自清晚期以来，历史学家虽多将“且兰”核心区考订在凯里、黄平和福泉等沅水上游的清水江附近，但这一带位于牂牁郡东北边缘地带，既偏且远，至今未有汉至南朝时期考古遗存发现，作为牂牁郡郡治迄今还没有考古学方面的实物材料支撑。

　　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黔中腹地的清镇、平坝和安顺(今西秀区)等相连地带大批汉文化遗存的发现，部分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逐渐主张将“故且兰”核心区域放在今贵阳西南侧的清镇、平坝至安顺一带。这一带是贵州境内目前发现汉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同作为牂牁郡治的客观实际比较吻合，但在这一广大区域，哪里最有可能是郡治所在?下面根据考古材料进行简单分析。

　　二、牂牁郡核心区发现的汉至南朝时期考古遗存

　　1.清镇、平坝一带的汉墓群

　　1954年3月在羊昌河灌溉工程中，文物工作者在平坝县金银乡金家大坪发现并清理了实为两座汉墓的汉代器物，并发现金家大坪及其附近的平庄、老鸡场、新铺、尹关皆有汉墓分布，1956年又发现在清镇县的新桥、琊珑坝、余家桥、放牛坡、牛垭口、张家大山、萧家院等地有汉墓分布，遂于1956年春至1958年2月，共在平坝县和清镇县清理了汉墓28座，其中土坑墓18座、砖室墓8座、石室墓2座。出土文物有丰富的陶器、漆器、青铜器、铁器、银器、钱币和料器等，尤其重要的是墓中出土有广汉郡、蜀郡制造的耳杯、漆盘等漆器。发掘者认为“这一批墓葬的出土，也有可能说明牂牁郡治即在清镇、平坝地区，所以出土物才如此丰富。而随葬品中的漆器铭文，明确指出系广汉郡、蜀郡制造的，这对研究汉代各郡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有关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这是文物考古学者首次依考古发现实物将汉牂牁郡治推定在清镇、平坝一带。

　　马场出土永元十六年陶罐

　　马场南朝墓出土莲花纹陶罐

　　清镇汉墓出土广汉郡制造的漆盘

　　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贵州省博物馆又在清镇、平坝交界的尹关、琊珑坝、芦荻哨、余家龙潭、牧马场和土门寨等地发掘了140余座汉至宋代的墓葬，其中汉墓占26%(约36座)，三国至南朝墓占13%(约18座)。汉墓全是土坑墓，平面有长方形和近方形，出土物包括陶器、青铜器、漆器、铁器和琥珀、料珠等。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类的罐、壶、盂、钵、碗和串珠等。青铜器有碗、锅、釜、镜、钱币和印章，印文有“樊千万”、“赵千万”等，表明墓主生前比较富有，系南中大姓之类。铁器主要有锄、铲、刀、剑、釜、三角架等。漆器有耳杯和盘，耳杯仅见鎏金铜耳和漆皮，漆盘有1件(清墓56出土)基本完整，盘口铭文明确记载该器是元始四年(公元4年)广汉郡工官所造。这批汉墓与1956年春至1958年2月发掘的28座汉墓地域邻近或重叠，年代在西汉晚期，为探讨牂牁郡治地理提供了又一批重要实物资料。

　　1966年，在平坝县天龙镇清理了汉墓6座(编号平M66-M71)，墓葬全是土坑墓。出土物有陶器、青铜器、铁器和漆器等，漆器主要是耳杯和盘，多数仅剩漆皮，复原2件，器形特征同上述蜀郡、广汉郡制造的漆器相同，只是没有铭文。

　　2014年3至4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平坝夏云镇清理汉代土坑墓4座(编号平M78-M81)，墓葬多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共出土陶器、青铜器、铁器、料器和漆器等29件，器形包括壶、罐、豆、杯、三角架和饰品等，其中兽面铺首陶壶、青铜釜等，造型精美。

　　2.安顺(今西秀区)发现的汉至南朝时期遗存

　　(1)宁谷汉遗址及汉墓群

　　1971年3月，原属安顺县华严区宁谷公社(现为西秀区宁谷镇)大寨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在兴修农田水利和平整土地时，将一座汉代石室墓挖出。省博物馆闻迅后派人进行了清理。该墓为石室墓，东西向，墓底用薄石板平铺，长4.5米、宽1.45米。墓壁一侧用加工平整的石块垒砌，券顶。墓内出土有陶器、漆器、青铜器、金银器和钱币等随葬品。陶器主要是方格纹陶罐、陶钵等，漆器已朽，仅见漆皮，不辩器形。青铜器有铜壶、铜洗和铜釜、铜镜等，金银器有金指环、金珠、银指环和银顶针等。钱币74枚，包括“大泉五十”和“剪轮五铢”。此外还有狮形琥珀饰2件。其年代被定在东汉晚期。

　　1972年清理6座汉墓(编号M5—M10)，出土随葬品有陶器、漆器和青铜器等。陶器有方格纹硬陶罐、陶豆、陶屋、陶盉、陶仓、陶俑、陶灶、陶井和器盖等。漆器装在一个较大的圆形漆奁内，器形可辨者有马蹄形漆盒4件、大小圆形漆盒8件，大小长方形漆盒4件，同漆器还出土大小不一的铜扣和铜镜，铜扣应是漆器上的附件。青铜器有摇钱树残片、铜饰残件、铜镜、铜带钩、鎏金圆盘饰、柿蒂纹铜饰、铜釜、铜洗等。铁器包括铁釜、环柄铁刀、铁剑和铁棺钉等。铁币500余枚，早期五铢钱400余枚，皆出自M6，分成40多叠，每叠用绢类穿孔系窂包裏，列成五横排，置于墓主头侧。晚期五铢钱100余枚，出在其它四座石室墓中，包括剪轮五铢、货泉和大泉五十等。发掘者认为M6是夫妇合葬墓，时代定在西汉，其它几座墓定在东汉。

　　龙泉寺遗址出土残木椟

　　宁谷汉墓出土的“官”字铭铜釜

　　龙泉寺遗址出土瓦档

　　1976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宁谷办考古培训班，对周边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龙泉寺遗址和大寨上苑瓦窑堡窑址2处，并在遗址附近的大寨、龙潭、潘孟、白泥、沙坝等地发现地表仍有2—3米高的封土堆汉墓120余座，并清理了14座(编号M11至M24)，包括土坑墓1座(M12)、石室墓5座(M11、M13、M20、M21、M22)、砖室墓7座(M14、M15、M16、M17、M19、M23、M24)和砖石混合墓1座(M18)，出土陶器、青瓷器、青铜器、铁器和金银料珠等装饰器共118件。根据墓中出土钱币等随葬品，发掘者认为M12年代在西汉晚期，M17在两晋时期，其它在东汉。

　　上苑瓦窑堡窑址分布面积约5000平方米，1990年对其进行钻探，并开7×3m2探沟1条和5×5m2探方1个，试掘汉代窑址1座(Y1)，平面呈长方形，残存火膛、窑床和烟道等。出土物主要是板瓦、筒瓦和长方形几何纹砖，系烧制的建筑材料。同年考古队还在上苑村跑马地清理了1座被破坏的汉代砖室墓(M28)，出土环首铜刀、铜釜、铜洗、铜弩机、铜灯、铜马和金簪等11件。

　　1993年和1996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对宁谷龙泉寺遗址进行钻探、测绘和小规模发掘，发掘面积约150平方米，清理出灰坑、沟和柱洞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瓦当、板瓦、筒瓦等建筑构建和少量陶器、铜器、铁器等残件。遗址中出土的10余件“长乐未央”瓦当和1件残木牍(T972⑥：3)，表明遗址在汉晋之际存在大型官署类建筑。木牍(T972⑥：3)基本呈长方形，长15厘米、宽5.2厘米，残存墨书汉字13字，上部一字较大，其下3行小字。长乐未央瓦当多残，当面被均分为四格，有的每一格内模印一字，有的仅模印在两格内，即字面左右对称，一侧为“长乐”，另一侧为“未央”。对于宁谷遗址的性质，发掘者提出：“从宁谷龙泉寺遗址、上苑瓦窑堡陶窑遗址及数百座汉魏时期古墓葬的分布情况及出土的大量绳纹板瓦、筒瓦、‘长乐未央’瓦当、云纹瓦当、车轮纹瓦当、木牍以及历年清理古墓葬出土的铜镜、铜洗、铜壶、铁镜、铁釜、汉代五铢钱、半两钱及漆器等遗物综合分析，安顺宁谷龙泉寺遗址应是汉代大型的建筑群。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史籍记载，宁谷龙泉寺遗址很可能属于汉代牂牁郡郡治所在地”

　　1994年至2007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陆续在宁谷清理了汉代墓葬4座(编号M29-M32)，包括2座石室墓和2座砖室墓，墓葬被盗严重，残存的随葬品有陶罐2件、陶壶1件、铜龟盂1件、铜灯1件、铜鸟1件、铜圆形饰件1件、铜泡钉8件、铜铺首2件、石摇钱树座2件、残枝叶若干、铁镜1件、铁器残件2件、钱币21枚，随葬器中的铜龟盂、铜灯、圆形饰件等造型精美。墓主可能是官吏或富家大姓之类。

　　2014年3月，贵州考古研究所对宁谷遗址周边地区展开考古调查，除查清遗址周边具有封土堆的汉墓78座外，还新发现弯地坡遗址、弯子园遗址、和尚庆脚遗址、砖瓦厂遗址、青母田遗址、小洋海遗址等8处战国秦汉时期旷野遗址。这些遗址多分布在宁谷河两岸山地与平坝的缓坡上，面积在6千平方米至3万平方米不等，地层厚度在0.2米到1米左右。从地层堆积及采集到的陶片初步分析，这些遗址文化内涵基本相同，其年代略早或与宁谷汉遗址基本同时，可能是“西南夷”中的且兰族群遗存，这些遗址的新发现，对认识宁谷龙泉寺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2)大西桥和关帝庙汉墓群

　　文物工作者在安顺西秀区东北侧的大西桥和关帝庙等地也发现有汉墓群分布。大西桥汉墓群位于大西桥镇所在地北端坝子中。地势开阔，一条东北向西南流向的河流横穿坝子中部，坝子南侧残存封土堆汉墓7座。上世纪80年代大西桥镇中学建校舍时，曾挖到两座汉墓，出土有陶器、青铜器等。

　　关帝庙汉墓地处西秀区与平坝县交界处，西距大西桥汉墓群约2公里，是2009年配合长昆(长沙至昆明)高速铁路工程建设调查时发现的。地表残存有封土堆的汉墓2座，编号为M1和M2。M1封土近圆形，直径16.4米，高2米。M2位于M1东面100米处，封土残高1米，由于水土流失和农业生产活动的破坏，封土大部分已变为耕地，只残留很小一部分。

　　(3)双堡八番六朝壁画墓

　　位于西秀区双堡镇八番村后山山麓，地表尚存直径约10米、高2米的圆形封土堆。1980年冬天，当地村民建房将封土破坏，发现墓券顶砖，将该墓局部破坏。1981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前往进行清理。该墓为凸字形券顶砖室墓，甬道短小，墓室长约5米、宽3.7米、通高3.07米。墓壁采用三横一竖的墓砖砌筑，至高1.85米开始起券，左右壁对称二小龛，后壁一小龛。小龛均呈券顶形，宽30-36厘米，高52-70厘米。墓底用砖作人字形平铺。墓室正前方中部用砖铺一平台，可能是棺床，其后一外方内圆的土坑，用途不明。墓顶用白泥涂抹，上绘星象图案。

　　该墓被严重破坏，随葬品仅剩残铁器2件和玉珠1粒，但墓顶的星象图和四壁的‘四神’图是贵州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早期墓室壁画。星象图残长3.4米、宽2.7米，绘不同大小的星象102颗，有7颗用线相连，表现的是北斗七星，其后侧，各绘两条基本平行的黑线，可能表现的是银河。在星象西部绘一弯月形月亮。据当地群众反映，在券顶西南侧盗洞下方，原绘有一黑色边框大圆圈，内涂红色，应表现的是太阳。星象图的两侧，用曲线表现连绵起伏的群山。清理者认为，该墓年代在六朝时期，墓主人是经济上富有，有一定文化素养和政治地位的中下层官吏，并认为安顺一带在汉至六朝时期应是牂牁郡郡、县等行政设置的地方。

　　3.平坝马场等地发现的汉至南朝时期墓群

　　1957年，在平坝县尹关清理了4座南朝墓(编号M7—M10)。其中M7、M9为狭长形石室墓，墓室和顶用灰白色石块砌成，墓底未铺石板。墓内发现有铁棺钉，随葬品集中分布在墓室南北两端，包括釉陶罐8件、铜釜3件、鐎斗1件、三足铜洗1件、铜托杯1件、金发钗7件、帽钉状金饰6件、大小薄金片2件、银发钗2件、银手镯2件、戒指2件，此外还有铜手镯、玛瑙、琥珀、琉璃等各种装饰器，M9还出土陶辟邪水注1件等。

　　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考古队在清镇市与平坝县相连地带的尹关、琊珑坝、芦荻哨、下山口、余家龙滩、牧马场等地清理了汉至宋墓140座，其中三国至南朝墓约占13%。墓葬分石室墓和土坑墓两种，石室墓有铲形和长方形两种，有的墓中设石台和壁龛，结构较汉墓复杂。出土物包括陶器、青瓷器、青铜器、铁器、料珠、玛瑙和金银发钗等。陶器有陶罐、陶釜和纺轮等;青瓷器有砚、三系罐等;青铜器有铜洗、铜水注、铜盘、铜灯和钱币等;铁器有铁刀、铁剑、铁三角架、铁剪等;玛璃数量较多，有椭圆、圆形和动物形等;金银发钗钗首多呈W形，系由一中间宽两端尖之扁条弯曲而成。

　　1965年至1966年，考古队在平坝马场万人坟、熊家坡、大松山等地清理了34座不同时期的古墓，包括有汉墓1座，东晋南朝墓16座、唐墓3座。汉墓呈刀字形，被盗严重，墓内仅出土汉代五铢钱数枚。16座东晋南朝墓葬包括土坑墓2座，石室墓14座。石室墓包括长方形券顶墓和凸字形券顶墓，墓室狭长，石壁内侧规整，外侧未作修整。墓内出土各类随葬品700余件，有陶器、青瓷器、青铜器、铁器、漆器、装饰器和玛瑙、琥珀、水晶、琉璃等。陶器22件，包括陶罐21件和陶坛1件。陶罐中有1件腹下部有永元十六年纪年。青瓷器数量较多，器形精美，包括壶2件、鸡首壶5件、唾壶1件、带系罐14件、碗5件、杯1件、盘1件、器盖1件、蛙形水注1件等。青铜器有洗4件、托杯2件、釜17件、鐎壶1件、鐎斗6件、镜4件等。铁器有鼎2件、三脚或四脚架10件、剪4件和大量的铁棺钉。漆器多朽，能辩器形者有漆盘4件、漆盒3件、漆托3件、漆器盖1件和漆碗1件等。金银铜饰多出土于头部，系头部装饰物，包括金饰148件，银饰116件，铜饰146件，以发钗、发簪等组合成较复杂的头饰。此外，墓内出土玛瑙器185件、琥珀饰21件、水晶饰6件、玉饰1件和琉璃珠饰数百枚。装饰器数量多，种类繁复，成为这批墓葬的显著特点。

　　分布在平坝马场、夏云等乡镇的汉至南朝墓地，现已位于国家级开发区“贵安新区”建设核心区域，经过墓地的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墓地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2014年3至5月，为配合吕马(吕庄至马场)公路建设，文物部门组织人力对公路建设用地进行了考古调查，零星清理了3座南朝时期石室墓，并在马场镇杨家桥新发现一大型墓地，钻探发现石室墓70余座，除少量为宋明时期的墓葬外，多数为魏晋南朝时期，墓葬多成排分布，显系经过规划。在该墓地试掘的1座墓葬(编号M1)，亦为狭长方形石室墓，由排水沟、墓门和墓室组成。排水沟位于墓门外右侧，先挖一条土沟，沟壁和顶用石板砌筑，沟长4.2、宽0.3米。墓室用薄石板平砌，石板内壁加工平整，外壁参差不一，墓口平放一排排石块，形成象征性券顶。墓内出土有陶器、漆器、铁器、铜器、玛瑙珠、料珠、圆形金片等各类文物数十件。

　　三、从考古材料看汉至南朝时期的牂牁郡治

　　在牂牁郡腹心地区发现的汉至南朝时期遗存主要集中在今贵阳西南侧的清镇市、平坝县至西秀区一带，成大面积连片分布，并分别在贵阳西南侧的清镇市与平坝县相连地区以羊昌河流域为中心形成一个汉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区。西秀区东南侧以宁谷镇为中心形成另一个汉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区。两区之间通过平坝县天龙镇和西秀区大西桥镇一带的汉代遗存联结起来，共同形成贵州境内分布范围最宽、遗存数量最多和规模最大的汉代古文化富集区。

　　两晋南朝时期的遗存与汉代遗存分布范围基本重叠，但遗存的数量和实际分布范围有所减小，从汉到南朝时期的文化表现出一种由兴盛到衰落的现象。南朝时期的遗存主要集中在贵阳西南侧的平坝与清镇相连区域。汉文化遗存并不多见的马场镇成为南朝时期遗存最集中的地区。在马场镇偏东侧的东西小土山上，由北向南分布着万人坟、熊家坡、谢家坡、刘家寨、大松山等墓地。墓地具有相当鲜明的分布特点，即主要分布在东西走向的小土山南坡，相当数量的墓葬地表还保存有封土。这一带汉至南朝到隋唐时期考古遗存的变化，一方面似可看到牂牁郡文化政治中心有逐渐东移的现象，另一方面亦可看到两晋南朝以后中原王朝对贵州等边远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不断减弱。

　　黔中腹地已发现的汉代遗存，两个中心区的构成格局非常明显，无论是以西秀区宁谷遗址为代表的中心区，还是以羊昌河(今红枫湖水库)为核心的中心区，均有大量的汉代遗存分布，出土物也不相上下。安顺宁谷遗址出土有反映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强势文化现象的“长乐未央”瓦当、“官”字纹铜釜、铜灯具等。清镇平坝一带汉墓中亦出土有蜀郡或广汉郡制造的漆盘、漆耳杯和永元十六年纪年陶罐等。这是否表明两汉时期这一带可能存在两个行政中心，甚至有可能郡、县不同治，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

　　从两汉至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文化既一脉相承又有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墓葬仍流行土坑墓和券顶石室墓，但墓室变得狭长，其长、宽比远大于汉墓，墓室券顶不明显，不少墓葬只在墓口用石块一排排摆放，象征墓顶，但依墓坑形状和墓顶石块，做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券顶，另外墓室内外排水沟流行，墓底多不铺石板。

　　出土物仍流行汉墓中常见的陶器、青铜器、铁器、漆器和装饰器，但也有明显的变化。首先，墓内出土有较多的青瓷器，包括四系或六系的莲花纹罐、瓷壶、鸡首壶、水注、碗等，数量多而集中，成为迄今为止贵州境内早期瓷器的代表性器物;其次青铜器中鐎斗、铜托杯、带足鼎形器等器形独特，成为新的代表性青铜器;再次，墓葬中的装饰品数量和种类均远大于汉墓，不仅流行金银铜发钗、发簪、金花、手镯、戒指等，还大量流行料珠、琥珀、水晶、玛瑙等各种小饰件。头饰的复杂和装饰器的大量涌现成为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文化现象，表明随着汉中央王朝控制和管理的减弱，地方族群文化又不断复兴和回归的社会实际。云贵高原一直是多族群整合之地。战国秦汉时期生活在这一带的“西南夷”族群，文化的主要表现就是流行各种装饰器。随着汉对这一地域的开发，郡县制的建立，汉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原本独具地方特色的族群文化不断融入到汉文化系统中。但随之而来的两晋南朝时期，中原王朝对这一带管理越来越弱，形成所谓的“羁縻制”，于是地方族群文化又得以不断复兴。平坝马场南朝墓地出土的随葬品就包括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装饰品，如大量金、银、铜发钗、发簪、花片等头部装饰件和金、银、铜条脱、手镯、戒指、顶针、耳环以及大量的玛瑙饰、琥珀饰、水晶饰、玻璃饰等各种装饰物。这样的随葬品特点在典型汉墓中少见，却同战国秦汉时期原本就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夜郎、滇等“西南夷”族群相似，说明从东汉晚期开始到南朝时期，汉文化阵营萎缩，原有的地方族群文化又得以复兴和回归，甚至那些由外地移民到云贵高原的汉移民，也同当地族群融合不断地夷化自己，形成所谓的“南中大姓”，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四、结语

　　1、西汉的牂牁郡是在诛且兰，平夜郎、句町等众多南夷后设置的边郡，所辖17县涵盖今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和广西西北部等地。根据目前发现的汉至南朝时期遗存的分布和规模分析，其郡治不在既偏且远的清水江上游黄平、福泉等地，而应在黔中腹地的贵阳西南侧至安顺一带。西秀区的宁谷龙泉寺遗址最有可能是汉牂牁郡郡治所在地。

　　2、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加强，牂牁郡西南部被分割建兴古郡等，管辖范围迅速缩小。东晋南朝以后，又分牂牁郡建平夷郡和夜郎郡等，管辖范围进一步缩小至今贵州中东部地区，其行政中心亦可能东移到今贵阳西南侧的平坝马场一带。而郡境东北边缘的黄平至凯里一带至今未能发现任何汉晋南朝时期的考古遗存，可能从早到晚均不是郡治所在。

　　3、贵安新区直管区的湖潮和马场等黔中腹心地带，是贵州史前洞穴遗址和汉晋南朝时期遗址的富集区。通过初步调查，目前在马场镇周边已发现近30处史前洞穴遗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的牛坡洞遗址已持续推进了数年，发掘成果不仅荣获“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还荣获田野考古三等奖。分布在马场镇周边地区的两晋南朝至隋唐时期墓地遗存，在贵州境内目前还具有唯一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贵安新区的开发建设应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紧密结合，统筹规划，将贵安新区建设成为历史文化新城区，如果稍不重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建设大潮中将会瞬间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