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李镇江

　　蔡宗建修、龚传坤纂《镇远府志》“卷三十二”的“户口”卷，由于记载多含混笼统，有的数据缺乏，所以要弄清康雍时期的人口及劳动力状况，那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日益深入的县域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挖掘整理，却需要我们去弄清楚这个问题。为此本人持抛砖引玉之欲，以现有资料为基础，试作粗略的探索，期待佳作的出现。

　　该志只载有镇远府户口人丁、镇远府亲辖户口人丁、镇远县户口人丁、施秉县户口人丁、天柱县户口人丁。这里仅就所载之材料进行分析。

　　关于“原额户口”问题

　　乾隆《镇远府志》记载的只有“原额户口”，按照人口专家杨斌的考证“户口原额” ，应当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之贵州省在册户数，这里也可以说是镇远府在册户数。府志上没有直接的人口记录。由于清代前期实行人丁编审制度，在官方记录中，原额户口和原额人丁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涉及到人口的记载都是以户口和人丁形式出现的。在乾隆推行保甲制度之前，为征收赋税的方便，人口统计只记人丁变化。到乾隆六年以后，人口数相对比较确定，这时就要统计男妇大小口。有的人口专家认为，“原额”不应是人口数，只是纳税单位数，有的人口专家认为“原额户口”仍应视为人口的范畴。按照这个观点，我们用“原额”来分析镇远府的人口和人丁情况是可行的。

　　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这个时间是蔡宗建修、龚传坤纂《镇远府志》完稿时间。《镇远府志》记载的户口数就只有康熙、雍正年间的。该志书所载：镇远府原额户口为6963户，新增户口2564户，两项相加为9527户。这里没有人口数，人口数只能进行推测。按人口专家用户口估算人口，有的按1：4、有的按1：5、有的按1：6 的比率估算。这里，根据人口学家杨斌对贵州人口1：6作的推测，来推测镇远府人口。但需要说明一点 ， 户口比1：6仅反映康雍时期镇远府在册户口数与口数之间的关系 ， 而不反映在册人口数与实际人口数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一方法推测，镇远府原额人口应为41778人，新增人口为15384人，原额人口和新增人口合计为57162人。这样测算出来的人口数额与实际人口数相差较大，数额太小，显得不真实。按照人口专家测算，镇远府实际户口数很大。清初镇远府记载的原额户口数偏低的主要原因有：清初几十年战乱及繁重赋税，清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公元1673至1681年)吴三桂叛乱，造成人丁大量逃亡。据康熙《贵州通志》统计，贵州实额编差人丁61592丁， 内除 三十一 、 三十五年两年清编抵补外，尚有逃亡人丁42863丁，逃亡人丁占实额编差人丁的69.6%。这些人丁有的逃往山区的，也有逃往外省的。如果按照全省人丁逃亡率69.6%类推的逃亡人数测算，得到镇远府逃亡人丁数为60026人。如果把原额户口估算的人口数与逃亡人口数相加，就得到镇远府的总人数为101804人，这个数与人口学家杨斌修正的镇远府97500人的人口数相差不大，该数据可能更接近当时镇远府的实际人口数。当然，在当时还有隐匿脱漏、任意填报等问题，镇远府人口应该还要多。在此恕不赘述。按照1：6和逃亡率69.6%来估算府辖分属区的人口，就得到：府亲辖49679人，镇远县12730人，施秉县8436人，天柱县19938人。

　　关于“原额人丁”问题

　　“原额人丁”，按照人口专家的考证与“人丁原额”也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之镇远府在册人丁数。这里讲的“人丁”实际就是劳动力，是指人口资源中进入法定劳动年龄且具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封建统治时期劳动力由成年男子构成，清代的人丁即是当时的劳动力。清初编审户口，分军、民、匠、灶四种户籍，法律规定十六岁(虚岁)以上成年男子称“丁”，女子及未成年的男子称“口”，六十岁(虚岁)以上除籍。三年(后改五年)编审一次。凡编审在册的成年男子，都须缴纳丁银(又称丁徭银或徭里银)，各地额数多寡不一。康熙时编审户口，已是沿袭旧簿。

　　按乾隆《镇远府志》记载：镇远府原额人丁为6555丁，这些全都为苗、侗等少数民族，这部分人丁以前没有编审收取丁银。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编审，这样的编审是对以往实际人丁的记录，实额人丁为435丁，增长6.64%。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编审，实额征差人丁390，增长5.95%。雍正十年，仍按雍正九年编审的征差人丁数征收丁银，全数改征米90.38888888石，每丁征米0.23石。雍正十二年，新收湖南拨隶黎平之天柱县额，征差苗丁和随粮带派汉丁共5540丁。这时从湖南拨来的人丁共有5540丁，这仍属镇远府新增人丁，增长63.7%。天柱原额人丁加新增人丁共13401丁，增长204%。府亲辖人丁变化情况：康熙五十年人丁101丁，增长2.48%;雍正九年至十二年，人丁193丁，增长4.74%;镇远县：原额人丁1606丁，康熙五十年编审310丁，增长19.36丁;施秉县：原额人丁876丁;康熙五十年编审为1498丁，增长17.00%;雍正九年至十二年，有人丁423丁，增长48.28%。天柱县：原有人丁4041丁，康熙50年编审，为0丁，增长也为0%;雍正九年至12年，达到5114丁，增长127%。

　　雍正九年至十二年，人丁增长5930，增长率90.40%;府亲辖达到193丁，增长3.29%;镇远县达297丁，增长18.49;施秉县达到423丁，增长48.28%;天柱县达到5251丁，增长129%。仅三年间增长幅度比较大，就其原因：一是这期间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为人丁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稳定了社会秩序，为人们安居乐业，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移民相应增加。二是较轻的赋役政策为引进人丁创造也良好的条件。三是统计工作比以前认真、扎实。四是天柱县人丁划归镇远府管辖。五是大批的苗侗少数民族编户齐民。少数民族编户齐民增加了人口。镇远府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以苗族、侗族居多，这些少数民族不入编户，居于大山辟岭。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依然保持着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这是镇远府周边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自清代统一以来，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这里的苗民、侗民的许多成为编户齐民，其各项权利与汉人同等。很明显镇远府在籍人丁的增长与少数民族融入有关。

　　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九年，这15年中，新增人丁的增幅也比较小，府增290丁，增长4.4%;府亲辖增73丁，增长1.79%;镇远县增95丁，增长5.92%;施秉县增97，增长11.07%;天柱县增25人，增长0.62%。这样低的增长率，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灾害、战乱及社会动荡，据乾隆《玉屏县志》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镇远府“大雨，蛟起黄平山，水冲溢而下……死者甚众”。据《镇远县志》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镇远洪水，冲塌学宫”，也可能冲毁很多农田。据乾隆《玉屏县志》载：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玉屏“大水，城外民居市肆漂没过半”， 其次是对农田作物带来巨大破坏。玉屏距离镇远很近，推测镇远也同样受灾。

　　关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问题

　　据记载：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九年(公元1716至1731年)编审，新增盛世滋生人丁290丁，永不加赋。这时人丁增长4.4%。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朝皇帝把“不加赋”为世代相承的祖训，“不加赋”肇始于清入关之初，系针对明代“三饷加派”采取的措施。自顺治元年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顺治十四年命编《赋役全书》时谕称：“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至康熙五十一年谕定丁银总额，是“不加赋”的重要举措。此谕命以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 (《清圣祖实录》249，16页)。据《(光绪)大清会典》载，五十二年《恩诏》重申此谕“续生人丁，永不加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