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初，参与首批51个传统村落保护和展示利用项目评估之际，在古蔺县二郎镇乡贤朱瑞生先生指引下，得见1通反映赤水河盐运的碑记。因时间关系未能细读，仅拍摄了照片。后邹怡情问及该碑情况，竟一时语噻，只得赶紧补课。通过朱瑞生先生的谈话录音和所拍照片进行整理时发觉，由于碑下部一部分埋于土中，不能完整识读。庆幸的是，在查询“四川通省盐茶分巡成绵兼管水利道林儁”的信息时，意外获得署名小桥的“古蔺乾隆年间二郎古盐茶告示碑抄录及其说明”一文，得知他们是2018年9月8日拓的片，9月15日发的博文，天佑我也。

　　该碑无座，碑身左右有夹柱，上置四阿顶碑帽。碑身看面尺寸高2.08 米，宽1.08米，四周剔地浮雕卷草纹。碑文竖向楷书阴刻，正文凡8行，满行 60字。初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三月十三日，道光六年(1826 年)九月，玉贵号、丰盛号、成玉号、成金号、玉金号、世昌号、玉森号、大有号等捐建重立。

晓谕碑

　　碑文提供了赤水河盐运的重要信息。

　　一是运销线路。元代至顺(1330- 1332年)时期，川盐开始行销贵州。明切以马易盐，既不经常，且数量不大。至清雍正七年(1729年)，川陕总督黄廷桂、四川巡抚宪德奏行计口授盐之法，即根据全省人口，确定销额，再按行盐路线，确定对口供应。九年(1731年)将此行盐制度推行于贵州、云南、湖北、湖南等食川盐的州县。这项川盐专商引岸制度维系了百余年。(四川省志盐业志)“川省引盐有例行黔省之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威宁并改隷黔省之遵义等处发卖者”。

　　雍正时期川商只能运到川运口岸，由黔滇两省的商人购买后运销各地，自此黔滇边岸即成川盐的传统销区。川盐运往黔滇两省，多为水引，配盐以犍为、富荣为最。

　　碑文反映，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时，“叙永正收行永宁边盐”转运贵州，盐商“于黔界毗连二郎□分店起贮”，并在土城纳税。说明其运销路线是从永宁走双桥子、天池、三门桥、天星桥后在大同场下船，经由赤水河过土城于二郎滩起贮。查遵义府知府四十七(满洲人)所撰《开赤水河道说》记载，乾隆十年(1745年)，因“滇黔铜铅，每岁由陆路转输，节节皆崇山峻岭，鸟路羊肠，驼载艰难，脚费浩大。且黔省不产盐，需从川肩挑背负运至猿猴转贩。议赤水河道疏凿开通，使入京之铜铅、客商之盐货俱由水运。上可节省国帑，下亦利济民生”。贵州总督张广泗具疏，经部议准，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初一日至次年闰三月初一日，对赤水河道进行疏凿。却因“河道初开，商船畏缩不前。官为试运，节省无多”。贵州巡抚钮祜禄·爱必达委派遵义知府四十七(满洲人)率毕节知县凌均前往勘验后，提出“极险之处须行盘运，次险及不险之地，仍用舟载”的方法，其中顺水之运铅船和上水之载盐船，于新龙滩至二郎滩一段极险之处，均采用陆运，计程三十里。而“渔塘河至新龙滩三百余里河宽水平，舟行无碍”据统计，乾隆十一年(1746 年)至十四年(1749年)三月底，共顺水 “运铅三百四十七万斤”，按每艘鳅船“载铅一千余斤”，合用鳅船3470艘。上述与碑文记载二郎滩起旱剥运到新龙滩下船，“仍由水运赴黔，历今三十余年，商民交便”，时间上契合。同时证明，直到清道光年间，川盐行黔过程中，“永安”和“仁岸”的运销线路都充分利用了赤水河的航运之便。经朱瑞生先生介绍得知，从二郎滩起旱剥运到新龙滩下船的路线是，经惠川槽坊、石坟杠、黄金坝，以上现在均为郎酒厂区，再经桥沟、鸡公岭、凉水井、塘头、火烧岩后至蜈蚣岩渡河到贵州的沙千、马桑坪后起贮。

　　一是税课。从《四川通志》卷十四盐法志记载看，初“富顺彭水云阳潼川射洪中江蓬溪乐至犍为荣县资州内江等州县分行各府州属沿边州县转运各土司及云贵各府州属共原额水引六千六百九十七张共征税银二万二千八百零三两二钱八分五厘共原额陆引一千一百五十六张共征税银三百一十四两八钱九分四厘四毫以上原额水陆引税共银二万三千一百一十八两一钱七分九厘四毫”。再从咸丰《叙永直隶厅志》和光绪《续修叙永厅县合志》记载看，清光绪前盐法定例，永边岸直隶叙永厅“每年行黔边引一千九百零八张，系犍为县边商由五通厂采配，运永住店。由永宁县截换引纸，转运黔省销售。每引一张，载盐五十包。以盐二千斤作马盐十驼，征过道税银二两一钱;以一千五百斤作牛盐十驼，征过道税银一两三钱;以二千五百斤作引盐，征落地税银一两四钱。共合征银四两八钱。每年约行一千一二百张、八九百张不等”。而永宁县“每年行黔边引一千九百零八张，边陆引八十三张。在永截换引纸，转运黔省销售。其引课系由犍为征收，批解在永掣收引张、引根汇缴”。而该碑即因盐商行盐中“籍差逃查诈称漏税”，甚至“私行发卖”被举报，四川通省盐茶分巡成绵兼管水利道林儁，为“严行申禁，以杜敝端，以防透漏事”而立，并明确边盐虽运经叙永厅所辖地方，但“纳税自在土城”。这在光绪《增修仁怀直隶厅志》记载中得到印证，土城确系仁怀直隶厅4处征收关税的场所之一，每年征收的关税为“三千四百七十八两八钱七分”，包括书巡、饭食、灯油、纸笔等开支，“遇润加征银一百二十九两七钱六分”。为逃避税课，也确有“贩商作弊，以重报轻”而偷逃关税之事。林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因功特调四川通省盐茶分巡成绵兼管水利道，驻成都。在任 18年，经理盐茶，商民感戴最深。

　　一是盐商。收录在与独山莫友芝并称 “西南巨儒”的郑珍《巢经巢诗抄》前集卷六里“吴公岭”，有一句黔人耳熟能详的诗句“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

　　从明以来，陕西商人就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名震全国，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随着黄廷桂川盐专商引岸制度的推行，盐运所经，大批陕西盐商立足四川，汇聚贵州。从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自流井釜溪河边龙凤山下修建西秦会馆开始，相继在毕节、大定瓢儿井、仁怀厅、茅台等盐道必经之地地修建了为数众多的陕西会馆。据民国《叙永县志》记载，直至清光绪初四川总督丁宝桢整理盐政改官运商销后，在“永岸”所定岸商十三家中，“尽陕、黔人充之，陕人充商者六家，黔人充商者七家，各设字号于东街”。以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十四年(1749 年)三月底共用3470艘鳅船运送京铅，并按等量鳅船上水载盐的话，以“每艘可载九千六百斤”盐计，共合33659000斤盐。正如郑珍诗中所言，“三代井法废，大利归贾魁”。从碑文反映的情况看，到清道光六年(1826年)，陕西盐商在二郎滩设立的商号仍有玉贵号、丰盛号、成玉号、成金号、玉金号、世昌号、玉森号、大有号8家。而这“八大盐号”，连二郎镇健在的90岁老人都不知道，仅对晚清的德谦裕号、德华龙号、天益号、千秋号以及兴隆滩的集大成盐号有印象。经朱瑞生先生介绍得知，在该碑周围有20几座陕西人的坟墓，其中一座还是他的外祖父耿仕选的墓。现当地仍居住有不少祖籍陕西富平、三元里、泾阳的耿、秦、惠及童姓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