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田野调查时，会获取很多民间文献，对这些文献要读懂很难。难在民间文献是一种独特的时代个性化表达和非常规性书写，与官方文献书写非同一模式。必须从细微处深入其中。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花溪区黔陶布依族苗族乡骑龙村对面的小山石壁上有一块摩崖，时代落款是“天运庚子岁在春月望日”。单看这个时间就会发现问题，天运庚子岁是很模糊的，不知是明代还是清代?为什么要这样写，这背后有没有什么玄机?有人把它定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这个是有问题的。我在10多年前就指导学生抄录了碑文，当时因为时间紧张，有些文字没有完全识别。直到2019年，又带了几个学生去读碑，做拓片。

　　经过这次努力，有了新的认识。碑文中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撰写者和书丹者都是明代末年的四川地方官吏：“中宪大夫前分守川东道四川布政司参议兼按察司佥事里人周汝麟撰文，中宪大夫四川马湖府知府周锺书丹。”据我对贵州历史的了解，我很怀疑这两个人属南明时期，入清以后不愿称臣。后来在《贵阳府志》卷74《明耆旧传·明忠节传》终于找到与书丹者关系密切的信息，即周思稷之孙周锺璆，璆“桂王时官至马湖知府，明亡居于白纳司，终身不出城市，盖亦逸民也。”桂王即南明永历皇帝，这样一下子豁然开朗，周锺璆就是书丹者，而不是有人认为的周锺琰。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叙文里面讲其始祖周可敬的历史，“国初从军随大将军傅讳友德公征南九股，硐箐负固封豕之区，□王□籍版图，论功行赏，题授白纳司正长官，职从流品正六。永乐四年颁印世官，食以世土。因沃壤地泿流，开阡陌沟洫。”这里直接用的是“国初”二字，显然是明代人的立场。再往下读，大概是周氏土司族众捐地建龙标寺的说明，特别列出了当时周边的官员和乡绅。官员主要是武职，有定广总镇刘某、龙新总镇李某、青岩驻镇班某、巴乡驻镇马某和贵州卫指挥，这些都是清以前贵州的地方军事设置。而贵州卫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与贵州前卫合并，改为贵筑县，此后不可能再存在贵州卫这个机构，所以把庚子年定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是明显错误的。《贵阳府志》卷8《职官·明贵州守将世表》专门引用了周汝麟这篇碑记，并且明确指出这些军事机构和官员都是南明桂王伪永历庚子年(1660年)所授，且“皆职官志所不及言者”。奇怪的是，碑文明目张胆地写上了“伪永历”朝的官职，以致180多年后还引起地方修志者的特别关注。我认为，写上这些官职，表达的是一种对南明永历政权的认可与依恋。碑文中还突出了佛教的因素，“帝祖建文飞赐其手书岩下”，所请住持被称为“圣立白云昆尼律堂和尚如下安受闻黎护法弟子宗僧住持太师性空”。可见这个龙标寺还散发出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和尚的光芒，脱虚向实，也脱实向虚。在历史记忆与现实痛苦选择之中实现精神的依托。

　　因此，从以上的叙述可知，这篇碑文反映的是明清易代之际，地方人士的独特政治心态。这一年，是南明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正是西南历史的转折之年。在这一年清军终于攻下贵州，进入云南，永历皇帝出逃，但地方反清复明势力还很强大，随时有可能反复。可是《贵阳府志》卷87《土司传》都是清一色地把贵阳周边的土司内附归顺记为顺治十五年，朝廷也原封不动地承认土司自明以来的世袭权利和地位。其实这最多是一种形式上的归顺，广大土司内心还处于观望状态。事实上，到顺治十七八年，还有土司与南明官员联合反叛清朝。在这样的背景下，碑记的作者既不敢写成永历，也不愿承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是比较模糊地写成天运庚子年。白纳土司周氏家族颇受明朝厚遇，也为明朝作出了牺牲。作者之祖周思稷就是在天启年间平定贵州奢安之乱中，随贵州巡抚王三善进水西，撤回时牺牲的，后被朝廷封赠为鸿胪寺卿(《贵阳府志》卷74《明耆旧传·明忠节传》)。总之，碑记内容中流露的无不是对明王朝的留念、对南明永历政权的惋惜，特别是对自我土司身份的确认与强调，同时是与清王朝的隔空对话，表达了委婉的某种期待，希望清朝继续认可明朝给予周氏家族白纳土司的这份政治遗产。

　　关于龙标寺碑记就说这些，大家有兴趣再去慢慢品味。总的来说，对一些田野资料，要有敏感性，而敏感性来自对材料本身的细微的品读，不放过一个细节。历史的真味往往就在细节处。

　　再举一个例子。2017年6月，我们在镇山村调查，发现了乙酉年编修的《李班氏族谱》。这个族谱特别和有趣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谈谈修撰时间的问题。族谱封面上明确说明是乙酉年照古本实录，但后人在封面上竖排添加了“一九零九年”和“一五八五年”两个时间。前者用毛笔写的，对应的干支纪年时间为己酉年，后者用圆珠笔写的，对应的干支纪年时间为乙酉年。我当时也没有在意这个问题，只是在进一步研究这本族谱时，发现时间不够明确。最后我的结论是这本乙酉年编修的《李班氏族谱》修谱时间为公元1945年。

　　那么，到底怎么确定这本族谱的修订时间呢?为什么会有三个时间在封面上呢?首先，谱序中“岁值乙酉孟春之初，约我兄弟及我叔侄恭俭章程”这句话，可以明确修谱时间为乙酉年，也就是说，封面上的“乙酉年”三个字是准确的;第二，谱中第八页第十二世中有一个人叫李锦江，是广顺州学附生，又是“师范毕业生，保送北洋留学，就京师陆军大学堂大学生”。这个人的身份值得注意，我从这里推算修谱时间。虽然历史上没有“京师陆军大学堂”，根据这个叙述的基本信息，我认为应该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创办于1912年的河北省保定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停办于1923年，校址前身为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这样，时间不会在1912年以前，而在此后。在1912年以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干支纪年推算，就只有1945年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封面为什么出现另外两个时间呢?很显然，这个时间肯定是后人推算的，因为采用了公元纪年方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推广起来的。1909年的推算是错误的，说明当事者对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对应方法使用不够熟悉，或者是把“乙酉”误成了“己酉”，字形近而误。至于出现1585年，当是更晚的事情，对应干支纪年正是乙酉年，但早到明代万历十三年。很奇怪吧!其实不奇怪，因为谱序特别说其始祖李仁宇是明万历年间以军务入黔的。估计就是家谱持有者误把乙酉年当成是始祖入黔的时间，这是追溯族源的一种误读，把口传始祖入黔的时间具体化。这反映的是这个家族里的有心人的某种文化自觉和对家族历史的特别关注。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对族谱文献的阅读要特别小心，这里面有很多玄机，细节何其重要。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叶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