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北宋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人称“老苏”。《宋史》有传。

　　一、苏洵其人其文

　　苏洵出生在一个屡世不显但有文化素养的家庭。父亲苏序，知书能诗。长兄苏澹、次兄苏涣，都是进士。苏洵“少不喜学”，27岁始发愤读书，惜进士茂才皆不中。灰心之余，烧掉之前所撰文章，闭关专攻古文。经过6年寒窗苦读，感觉有了收获，重新提笔著文，一发不可收。48岁时，带着二子到京师，将三人所著文章献给文坛领袖、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拍案叫绝，称“笔挺韩筋，墨凝柳骨，后来文章当属此三人。”赞苏洵其文“博辩宏伟”、其人“纯明笃实”，推荐给朝廷。宰相韩琦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奏报于朝廷。朝廷下诏，让他去舍人院应试。舍人院隶属于中书省，是专门为皇帝起草诏令的机构。苏洵称病不去。后来朝廷直接任命他为秘书省校书郞(相当于今天中央国家机关的科员)，同太常寺主修礼书。后来又调任文安县主簿(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兼修礼书，修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未及奏报朝廷，因病去世，享年58岁。

　　苏洵留下来的著作编为《嘉祐集》十六卷，附录二卷，主要有《权书》《衡论》《几策》等。今人将其收编为《苏洵集》十六卷，附录上下卷。他与二子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不为空言，务求实用，特别“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其论权、论兵、论田、论六经、论史，都针对治乱兴亡而作，有独到之见。今读其遗著，仍能感受到“心系天下”的大儒情怀和使命担当。

　　二、苏洵的法治观

　　法治观是指人们对法律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苏洵所处时代，虽无今天引入西学后的法的概念和法治的概念，但他对“法”在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上，有独到看法，主要集中在所著《几策》之“审势”、《衡论》之“用法”和“议法”篇中。

　　第一，法律生于仁义教化不足之时。他提出，“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以学校为本，以礼乐为形，通过教化行仁义于天下。汉、唐以后，“教化不足以劝民，而一于法律”，以法律为形，附以仁义。宋代法律制度因而循之，大体如此。

　　第二，法律由简到繁有其合理性。他说：“古之法简，今之法繁。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在他看来，立法目的古今相同，都是“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先王时代，民风淳朴，官吏厚道，教化管用，治理方式主要是“任吏不任法”，法律相对简单，像治病的“方书”一样，“论其大概，而增损剂量则以属医者，使之视人之疾，而参以己意”。随着时代变迁，教化不足以行仁义，治理方式转为“任法不任吏”，法律就像“鬻屦”(yùjù，意为卖的鞋子)一样，由简而繁，既要做大码子，又要做中码子，还要做小码子，“以求合天下之足”。在苏洵看来，这合乎时代发展趋势。

　　第三，法治不彰源于违禁不改。“今之法不劣于古法”，但为什么还会出现“狱讼多、盗贼众”的病象呢?他认为是“政之失，非法之罪也”。主要表现在知法犯法，违禁不改，天下皆知，习以为常。他专门列举了当时“违禁不究”的五大怪状：私造度量衡不追究、滥采珠贝不追究、越制穿戴冠服器皿不追究、官吏贱买贵卖不追究、官吏经商且逃税不追究。类似违法事例，不可悉数，人们都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宪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苏洵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失政表现。“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

　　第四，以“威权”“强政”推行法治。苏洵进一步分析了“违禁不改、习以为常”的根源。在他看来，主要是执法者“有私”导致。他说：“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举公法而寄之私吏，犹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其何以为治?”针对宋代法治不彰的种种弱政现状，他提出了“尚威”“强政”主张。具体说，就是“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庭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

　　第五，以“至诚”济法制之不足。苏洵认为，“任法不任吏”虽有进步，但亦有局限。一是法制有所不及，不可能面面俱到。“臣闻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二是易使官吏唯法是从，但求无过，不思进取。“臣观今两制以上，非无贤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职无过而已，莫肯于绳墨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于绳墨之内也。”怎么办?他上书皇帝提出了“济之以至诚”的主张，建议废除当时宋朝中枢机构的中书和枢密院二府(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制”)互不往来的规定，让他们“日夜交于门，以讲论当世之务，且以习知其为人，临事授任，以不失其才。”既要让他们互相交流、讲论世务，借此识别人才;还要相信他们，至诚以待。

　　三、当代启示

　　苏洵敢于揭露问题，提出“任法不任人”等观点，有勇气、有魄力，不愧有“韩筋柳骨”之称。虽相隔千年，仍有借鉴价值。

　　第一，仁义廉耻仍是立法的价值内核。从“以仁义行法律”到“以法律行仁义”，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方式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儒家社会治理的理念追求，即法律的背后，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在起作用。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内核。“以法律行仁义”，与今天倡导的“弘德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法律繁简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千年之前，他就看到社会治理方式由“任吏”到“任法”的转变、法律制度由简到繁的转变，并指出这两个“转变”是时代使然。依法治国的今天，强调精细化立法，正是合乎时代之举。

　　第三，违法必究法治才能昌明。“违禁不改，衰世之事”。这振聋发聩的声音，穿越千年仍在回响。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必须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好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进而营造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第四，威权强政是推动法治的保障。徒法难以自行。法律最终靠“宪官法吏”去执行。但“公法”与“私吏”之间，似乎永远有挥之不去的博弈。反观之下，我们应当庆幸，今天的中国，我们有着强有力的权威去推动法治，并建立了统一的法治体系和严格的考评机制。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法治之花的全面绽放，必定能结出全面依法治国的丰硕果实。

　　第五，民主法制不可偏废。苏洵以“至诚之道”济法制之不足的主张，并不单单希望皇帝“宽厚待臣”，而是要推行“部门民主”，让臣工“讲论世务”，在完成“奉法供职”任务之后，还要“深思远虑，有所建明”，的确“深思远虑”。

　　可惜这样一位深思远虑的儒者，大志未酬。当年皇帝召他去舍人院应试，他感觉朝廷只“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索性称病不就，甘愿做一个闲人。如同他与宰相韩琦的和诗中所表白的那样：

　　晚岁登门最不才，

　　萧萧华发映金罍(léi)。

　　不堪丞相延东阁，

　　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屡从愁里过，

　　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

　　自把新诗百遍开。

　　作者系贵州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