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献线装影印本

　　“《贵州文库》是彰显贵州文化力量的特色资源”，2021年7月，在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向与会嘉宾、观众大力推介这套大型古籍文献丛书时如此说。同年9月，《贵州文库》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中华书局·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涛也十分欣喜地表达自己对《贵州文库》的赞赏，“文化自信，往往从对本土历史的深度了解和仔细研读开始。”

　　名人专家的推介让人不禁好奇：《贵州文库》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贵州文库》收录了贵州这片热土自有人文发轫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经典文献，以精装点校、精装影印和线装影印三种形式进行出版。自2016年启动至2021年3月，《贵州文库》一期编辑出版工作任务全面完成，共计出版图书106种414册。

　　《贵州文库》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取得亮眼成果的背后是专家学者、出版人员一点一滴的心血与付出。为了完成这项重大工程，贵州省在文史、文献、方志、版本目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多汇聚到《贵州文库》编委会专家学术组及其办事机构《贵州文库》总纂办公室中来。据了解，2018年的初选书目就涉及200多位作者的400余种图书。

　　编纂过程漫长且有价值，那些沉浸在《贵州文库》项目中的人们就这样穿越漫漫时空，以时光和匠心传承了经典，重塑了经典。

　　文库丛书接续圣贤之志

　　贵州建省较晚，黔地文献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文库专家组成员兼副总纂、省文史馆《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主任、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王尧礼介绍说，黔地早期的原始文献，除国史里的“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南蛮传”之类外，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稍多，千余年累计不过寥寥千许言。黔地文献匮缺，面目难清。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

　　明代建立贵州行省，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当时，明朝因纂修《天下一统志》，颁发修志条例，“分遣礼部职员，遍行诸司，搜访寰宇文献，缮写进呈，爰备述作”。

　　借此契机，修志之风盛行，贵州本土汉文化程度也随之提升。“一批受教化的本地人潜心究学，发奋搜讨乡邦文献，辛苦历年，最终有所成，如黄运昌、谭瑞均分别撰写的《黔记》。可惜没能流传。”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说。

　　文史专家、省文史馆馆员黄万机也表示，贵州地方汉文献以及学术文化发展，皆是到清代达到发展的高峰，但最后也只有极少部分留存下来。直至民国，《贵州通志》诞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本地古籍文献征集、整理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1984年，省文史馆主管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在该研究会的努力下，编印了《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这部至今研究贵州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整理、点校了《丁文诚公奏稿》《西洋杂志》《清实录贵州史料辑录》《(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万历)贵州通志》等重要乡邦文献古籍陆续点校出版。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摸查家底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到2014年，我省图书馆的古籍普查登记以及条目审核工作均已完成。此次登记，涵盖了1912年以前以稿本、抄本、印本、拓本等形式行世的古籍(包括残存古籍)，剔除了1912年以后出版的线装书，1949年以后发行的新版古籍、复制件、晒印本、油印本等，最后确认贵州省图书馆藏古籍10288部，117638册。

　　2016年3月，《贵州文库》编辑出版工程启动，为观照黔地文献、重温本土先贤文献整理史，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回望契机。

　　《贵州文库》是贵州建省近600年来，首次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工程，既有汉文文献，又有少数民族文献，还有汉译外国贵州研究著作。其总序称：“初纂巨制，事繁人少，虽任重道远，各方抱弘毅之志，知难而进，誓成此编，为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寥寥数句，意义尽显。

　　《贵州文库》专家组组长、总纂顾久表示，“我们系统整理贵州建省600年来历史文化文献资源，形成本地古籍文献经典集成。打造的标准只有一个：回望前600年，不负先贤;展望后100年，无愧后人。”

　　精雕细琢编纂古籍文献

　　王尧礼主持省文史馆几部古籍文献整理丛书的具体工作，对贵州文献较为熟悉，有较深的文献学功底和丰富的编辑经验。在《贵州文库》工作中，他负责拟订初选书目，遴选编纂人才，承担书稿二审。同时，他也负责文库中重点文献书目的整理点校工作，如《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嘉靖)贵州通志》《黔诗纪略后编》等书。

　　在整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的过程中，王尧礼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一字一句地做了三次校订。虽然是白话文，但初版纸张粗劣，错讹脱衍很多，校订难度很大。为了校勘，他还找了当年的报刊和学者们的文集作参校本。在家里，他跟夫人对读，一个人看另一个人读，然后交换读、看至少三遍。此外，王尧礼还会请同事再看一遍。“在点校时发现有些地方明明知道错了，但是你不能随便去改，这就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进行佐证。如果你没有把握订正，那就宁可保持原貌。自己做了这件事后，才觉得有多难。”

　　《贵州文库》首批出版的文献中，有一部显得很特别，它由3部文献组成，名为《(嘉靖)思南府志·(嘉靖)普安州志·(万历)铜仁府志》。从名字可看出，这是一部地方志书，都是在明代中后期编纂的。明代贵州仅存7部方志，这是其中的3部。此部文献由铜仁学院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黄尚文、安顺文史专家柴其斌点校，两人在整理出版过程中，也付出了诸多心血。

　　黄尚文形容当时的情景：“边点校、边学习、边买书、边参考，一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虽然辛苦，但黄尚文感到这样做有很多乐趣，每当解决一个字、词、句读、倒错、补阙等难题时，很有成就感。点校完《铜仁府志》和《思南府志》两本书，黄尚文感觉自己不知不觉变得很“文史”了。

　　柴其斌回想《普安州志》的点校过程，至今仍感慨不已。“古书没有断句标点，若不通文意，洋洋洒洒打字，极易出错;若交给打字员，又多不识繁体字、异体字，错讹过多，不如自己手录妥当。另外，历史是过去的事，如果没有文化积累和学识积累，感觉处处都是陷阱。方志又有方音、方言夹杂其中，当时人人识得，现在却成了‘拦路虎’。若不能读通而点校，点出来的笑话无异于‘烤酒坛坛好做醋，缸缸酸’。”

　　贵州出版集团原副总经理、《贵州文库》副总纂李立朴是《贵州文库》编辑委员会这支队伍的专家之一，负责起草出版说明和凡例，以及书稿二审。在编校过程中，李立朴有时感到有些遗憾，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底本并不好，经过几百年的流传、翻刻，底本会有很多问题。李立朴说，“原则上，作为一个专家应当看到所有的版本，这样才可以向读者做交代：为什么我选择这个版本，它的优点在哪里，它有哪些不足，我怎么处理的?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齐心协力抓好出版工作

　　过去，人们常常用志书来了解天下四方的概况。志书兼含地理与历史，形式包括图像和文字，全面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的所有信息，堪称古代的“百度百科”。《贵州文库》中，这部研究黔西北地区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经济等的珍贵文献《大定府志》曾经就担任过这样的角色。

　　《大定府志》纵贯秦汉至清道光2000余年，略远古而详近今，条贯清晰、体例完整、内容丰富，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有不少专家读者评论此志书，“读完《大定府志》，仿佛就在历史的云烟中穿越了千年。”读者能够在《大定府志》中“跨越时空”，除了专家学者的精准编校外，还有出版人员的细心求质。

　　贵州出版集团作为责任主体，负责统筹《贵州文库》的全部编辑出版工作。按照编辑出版委员会的要求，《贵州文库》必须坚持“三精”原则，即精选、精编、精出。贵州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龙建人彼时担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文献编辑室负责人，自从《贵州文库》项目诞生，古籍文献的编辑成了他的第一要务。

　　当时，龙建人在审读贵州省图书馆馆藏的《大定府志》时，发现有缺页现象，一些字比较模糊，其中57卷、58卷是手抄本。于是，他找到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与特藏部负责人、贵州文库总纂办公室编纂罗丽丽提供帮助。接到通知后，罗丽丽马上找到福建省图书馆，联网平台显示：福建省图书馆的《大定府志》是齐全的，通过协调，对方表示将扫描好他们想翻拍的《大定府志》的20多个页面后会发给她。

　　“没想到，仔细查找下来，发现一共要补527页。20多页对方可以给我们免费，可是剩下的500多页该怎么讲收费问题?”经过一番思考，罗丽丽最后还是鼓足勇气打电话给福建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负责人，“我们沟通一番，最后福建同仁只收了很低的费用，而资料费则免掉了。

　　《大定府志》内容虽然完整了，但龙建人对罗丽丽说还差一个序、一个跋。罗丽丽便又找湖南省图书馆，但该馆在搞书库改造，不开史籍库。她又找到云南省图书馆，没想到只有后半部分。“不能留下遗憾。”龙建人又与罗丽丽沟通。罗丽丽硬着头皮找到国家图书馆，最后终于将《大定府志》找齐了。

　　这是《大定府志》的出版“小插曲”，也仅仅是《贵州文库》项目中一个平常微小的细节。这部大型丛书的每一期、每一册，甚至每一个片段都留下了编纂出版人员与文字的较量，那些默默无闻的温暖瞬间让《贵州文库》得以“精美问世”。

　　2021年，《贵州文库》(第二期)出版工程已被正式写入贵州省“十四五”规划，并已全面启动。《贵州文库》(第二期)出版规模同第一期大致相当，计划5年内出版图书400余册。《贵州文库》二期编辑出版工程，将在梦想与激情的交织中继续探索前行。(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向秋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