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现场。

珠饰（元）。

马坡M22：3铜釜（南朝）。

镂空牌饰（明）。

戒指（明）。

银饰件（明）。

大松山墓群发掘现场。

铜项饰（明）。

拂去历史烟尘，让黔中文明之光在历史长河中光彩夺目。3月28日上午，国家文物局正式揭晓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从全国20多个终评项目中脱颖而出、跻身榜单。这一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持续近1400年的墓地，为建立云贵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年代标尺，研究西南边疆古代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提供重要依据。该考古成果是贵州第八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考古发现

3月27日下午3时许，作为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项目负责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站上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会汇报席，这是她时隔8年后再次在这里汇报贵州考古项目。

这一次，与大松山墓群角逐中国考古界“奥斯卡”的，既有被网友“追剧式”关注的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还有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考古突破之称的河北尚义四台遗址，更有出土837枚封泥和1000多个简牍的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等，对贵州而言，此次“决战”全国21个明星项目，竞争之大，让周必素倍感压力。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其发掘是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建设时间紧，考古发掘任务重。2022年1月开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项目建设用地进行了为期69天“拉网式”考古勘探，发现大量古墓葬等遗迹现象。

同年4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动国内考古“大咖”和省内专家学者，对该考古项目进行长达5小时的评审，通过专家“把脉会诊”，为接下来的发掘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先后派出100多位考古专业科研及技术人员，对大松山墓群展开科学系统全面的考古发掘工作。

这支由高校组建的一批批学术和支援团队先后走进贵安，他们在带来前沿的发掘理念的同时，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的深度参与，整体提升了该项目的考古发掘水平和速度。

与此同时，贵州还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都、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保中心、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科研单位进行多学科合作，开展遗存专项研究。

在接下来的短短6个月时间里，大松山墓群发掘面积达到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从金、银、铜，铁、锡，到漆木、玉石、玻璃、纺织品等应有尽有，成绩斐然。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评价说：“这是一个发掘规模的奇迹”。

大松山墓群发掘工作，创下贵州考古70年以来多项“首次”记录。首次以高规格方式进行基建考古评审；首次大规模进行考古发掘、也是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处墓群；首次进行大规模专家验收；首次委托专业监理机构，全流程实施有效监管，确保项目高效、高质完成。

作为贵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墓群，贵州对此次汇报做了充足的准备。汇报现场，周必素用修改了12版的94页的PPT，将整场发掘浓缩在15分钟的汇报中，大松山墓群的一个个“惊世”发现，在她的精彩分享中震撼了现场专家学者和观看直播的网友。

在此次终评的众多明星项目中，贵州大松山墓群项目发掘时间相对较短，犹如一匹黑马在评选中脱颖而出。3月28日上午，当宣布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一刻，周必素和团队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很重要，但不是最终目的。”周必素坦言，2023年贵州考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更高、更权威、影响力更广的平台上展示贵州的考古工作和成果，不仅展示贵州历史，宣传贵州文化，还树立了贵州考古人的文化自信。

一幅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到底发现了什么？凭什么跻身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坐标，贵安新区马场镇，这里地下遗迹丰富，早在1965年，马场镇周边墓群就曾出土两晋南朝至隋唐时期大量陶、瓷、漆、铜、金、银等材质的珍贵文物。位于栗木村的大松山墓群发掘既是意料之外又属情理之中。

“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大松山墓群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周必素介绍说，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可分为两个时段四个时期，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

大松山墓群前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后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主要密集分布在坟坝顶，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两类。宋元时期墓葬93座，多分布在坟坝顶斜坡靠上位置。明墓1944座，石室墓变短变宽，所用石材为较大且不规整的石块，砌筑更显随意。

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种类丰富，涵盖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材质的文物，并出土少量纺织品，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

该项目注重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的工作理念，与10余家单位合作开展体质人类学、古DNA、地质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并用多技术手段对漆器、铁器、青铜器等器物进行分析检测和保护。

“早期出土物，受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的影响大，它的中原文化因素较强；再看晚期的出土物，就有浓郁的地域个性，恰恰体现了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过程。”在十大考古终评项目汇报会上，周必素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黔中地区这一使用石室墓、喜欢用珠子、铃、银梳背等传统，以及釉陶罐牛角纹饰，均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结合文献和民族学材料分析，有可能是苗族。

在周必素看来，正是这样丰富的细节，活化了一个个生动的历史场景，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兼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一部藏于地下的“黔中通史”

“这是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考古发现。”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评委刘庆柱认为，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项目实证了从西晋南朝至元明时代，尤其是明代贵州地区与内地的文化共性，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政治意义，揭示了中华文明不断裂的世界之问，其意义非同一般。

“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时期，中国西南地区都是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从大松山墓群的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在近1400年中，多民族和谐相处，同时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委霍巍看来，大松山墓群出土的随葬品中，既有大量的带有中原系统特点的铜镜，也有银梳背、条脱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文物，绘制了一幅长达1400年的历史画卷。

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贵安新区成为继牛坡洞洞穴遗址、招果洞遗址后第三次斩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地区。

对贵州考古人来说，贵安是贵州从史前到明清，唯一一个拥有完整考古文化序列的地区，数万年从未断绝；是以考古学完整书写贵州通史的唯一地区；是贵州史前洞穴遗址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是贵州目前唯一出土彩陶的地区，颠覆学术界关于彩陶文化传播范围和路径的既有理论；还是贵州魏晋南北朝时期遗存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贵安既是新区，更是贵州考古福地。

业内专家认为，大松山墓群的发掘工作让黔中历史文脉逐渐清晰，一部埋藏于地下的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的“黔中通史”展露在世人面前。

“贵安新区牛坡洞、招果洞、大松山墓群等一系列遗址、墓群进行考古发掘研究，为贵州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历史学研究员范同寿建议，在做好考古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建好遗址公园，有利于聚集贵安新区的人气，进行考古科普和文化教育，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做好贵安新区考古遗产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将考古的成果转换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场景，在文物保护与考古中打开文旅融合新视角，将为纵深推进“强省会”行动提供硬支撑。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腹地，境内山高谷深，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地省份，山多地少，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自古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等说法，一度被视为“蛮荒之地”。贵州考古也从外界发出“贵州有‘古’可考？”的质疑中，逐渐走向“贵州不仅有‘古’可考，还成绩满满”。

近年来，随着贵州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全国考古新发现的耀眼图谱上，贵州累计8处考古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绩斐然，类型丰富、历史跨度大，不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代至西周、战国秦汉、宋元明等多个时期的考古发现。（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图均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