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清江志》（贵州省图书馆藏本）。

贵州文库本《贵州通志》（乾隆）。

土司对于研究西南历史或是熟稔西南传统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其甚至是理解西南历史重要的一把“钥匙”。乾隆《贵州通志》的修纂者指出：“黔省未立郡县以前，皆土司也。”道光《松桃厅志》的修纂者亦认为：“黔地初辟时，各郡皆土司也。”可见从土司的分布而言，贵州相较于四川、云南、广西来说，范围遍布全省，分布更为广阔，另外贵州罢土司设省，这也是西南诸省中独一份的特色，因此清代贵州14个府级单位的方志中几乎都记录有土司事迹，这足见历史上贵州具有数量十分可观的土司群体。虽然贵州土司群体众多，但其如何参与到贵州修志体系当中，鲜有人提及。跟随史料，一起看看贵州土司如何参与国家修志行列。

一开始，贵州土司是被动地参与。明王朝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开展多次地理总志的修纂工作，这一工作推动土司地区（包括贵州）的修志。洪武年间修纂的《大明志书》提到：“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其中显而易见需要编书的土司单位有四：“安抚司三，长官司一”；永乐时期修纂《天下郡县志书》：“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实之，凡有关于舆（地）者，来录以进，付诸编辑。”其修纂思想同样要将土司辖区纳入修志范围；景泰时期所修的《寰宇通志》在卷首“征引书目”栏目中特意标识需要参考“天下府、州、县、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司志书。”其中涉及修志的土司辖区有“宣慰、宣抚、招讨”等；天顺时所修《大明一统志》虽未标识征引书目，但其在正文中引用书目时标注“新志”“旧志”，与《寰宇通志》对校，可知其应该也引有一套“天下府、州、县、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司志书。”从洪武到天顺，多次修纂地理总志的文化实践，不仅推动方志修纂的繁盛，更使大量土司及其家族成员加入到修志群体之中，这一时期，贵州共修土司司所志7部，其中贵州宣慰司4部，金筑安抚司2部，清平长官司1部。

经历了明初多次的修志实践，土司地区形成一定的修志传统，到了明中晚期，开始有土司主动参与修志。以贵州最为重要的水西安氏为例，成化年间名臣周洪谟为贵州宣慰使安氏作《安氏家传序》时，讲到安氏主动修志的情况：“陇富晓字义，事母孝，持家以俭，爱民如子，尝恶其土鄙陋，欲变之，又纂司志，修家谱。”安陇富想要改变本地文教不兴的局面，开始主动纂修司志，其死后，其子继承修志传统，继续修志事业：“陇富卒，子观嗣善继父志，述父事。”可见在水西地区，修志存史逐渐成为一种传统。

到了清代，贵州的土司开始深入参与修志这项文化事业，其中一大表现即积极参与到地方府州厅县志的编修实践之中，如乾隆《定番州志》（康熙版定番州志的补修本）的“修志姓氏”中“采辑”人员中有1位土司：卧龙长官司长官龙毓麟，该土官是卧龙长官司第十代长官，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承袭，在该志修纂活动中，进行材料的收集工作；又如道光《思南府续志》“衔名”中“监修”有1位是土司：护理蛮夷司长官安统绪，其署“护理”，应为代理土司，同时在该志修纂时期，担任审定监察之职；还有乾隆《清江志》的“修志衔名”中“办理”群体中有18位新任土司：土千总杨胜铉、土千总王开甲、土千总杨通略、土千总鲁德观、土千总杨秉坤、土千总吴永隆、土把总杨再爵、土把总杨光祖、土把总姜严寿、土把总王廷槐、土把总张友灼、土把总杨通吉、土把总杨再保、土把总李奇玗、土舍张必贵、土舍徐宁邦、土舍蒋大成、土舍杨光绪。占该志修志总人数的32%，足见土司对修志的深度参与。另外除了审定监察、收集材料，土司们甚至慷慨解囊，为修志进行募捐：光绪《古州厅志》“衔名”中“捐募”中有8位土司：“土司林秀昌、土千总杨嘉会、土司李天培、土司刘义纬、土司杨白珩、土司杨秉森、土司杨时春、土司吴登理。”由此可见，从乾隆到光绪时期，贵州土司积极参与贵州地方志的修纂活动，成为贵州修志实践中不容忽视的一大力量。

土司深入修志实践的另一大表现即方志修纂对土司家谱编修的影响。首先是方志存史的功能作用影响土司家族编修家史的活动，如上文提及的水西安氏邀请周洪谟撰述家传，即为了不使家族历史湮没；还有方志编纂的连续性特点，也影响到土司家谱的修纂，如今看到的锦屏县亮寨长官司龙氏编修的家谱《龙氏家乘迪光录》，在清代亦多次编修；最后方志的内容体例也对土司家谱的编修产生影响，如《龙氏家乘迪光录》，其体例内容即融合了一部分方志的体例内容，甚至同时期广西土司喊出：“余世袭斯土，家之乘即县之志”的感慨，可见对于土司而言修谱如修志。

通过贵州从明至清土司修志之实践，可窥见土司修志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集中体现在对国家的认同上：首先修志本身，即是土司对国家文化认同及政治认同的一种体现；其次在土司司所志本身的文本书写中，土司们努力进行家国一体的建构，并随着司志的补修、续修、重修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最后积极参与到地方府州厅县志的修纂活动之中，这不仅是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大力支持，也是对国家文化工程积极参与的一种表现，表明土司们积极融入国家体系的状态。

梳理明清贵州土司的修志实践，是对贵州方志事业背后的人、事、物的价值挖掘的一个侧面，此外方志具有“存史、咨政、育人”的价值功用，结合地情，阅读方志，寻找意义，或许正是我们“读方志，行贵州”的一个重要初衷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