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队员测量新王宫现场。彭浩 摄

新王宫中路建筑。(受访者供图)

海龙屯关口。申家信 摄

龙岩深界。吉桃 摄

2012年4月2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贵州省文物考古所、遵义市文体广电局、汇川区文体广电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驻海龙屯，一场漫长的田野考古发掘就此拉开帷幕。

2013年1月，海龙屯考古成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同年4月，海龙屯入选201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彭氏老司城遗址和湖北成丰唐崖覃氏土司城遗址，一并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贵州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海龙屯和播州杨氏

13年前，时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作为考古发掘领队，率队进驻海龙屯。之后的10年，他长期主持遵义海龙屯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亲身经历了海龙屯从厚土之下的无人知晓，到成功发掘后的荣誉加身。直到2022年，海龙屯考古“十年磨一剑”的考古发掘报告《海龙囤》出版。

将中国考古界诸多荣誉尽收囊中的海龙屯，是贵州唯一一个大型军事建筑与宫殿建筑合二为一的遗址。李飞这样总结它的功能：“它的前身是一座抗蒙山城，是一座由政府和当地土官共同营建的国家防御工程；后期，它是地方土司和中央王朝对抗的大本营。从宋朝到明朝，它经由了国家防御工程到地方防御工程的历史变迁。”

位于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处的海龙屯，三面环水，一蒂孤悬。从山脚到山顶的相对高差大约400米，非常险峻。从东面往上走，一条小道蜿蜒而上，共有6道关口：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山顶有一圈城墙环绕。西面还有3道关口：万安关、二道关和头道关。

海龙屯背后的播州杨氏土司，雄踞播州724年。公元876年，山西太原人杨端率领杨家军平息南诏之乱，从此割据播州，开启了对播州的世袭统治。从杨端开始，一直到杨应龙，整整有27代，一共30位杨氏族人担任过播州土司。1257年，杨氏土司参与了南宋王朝抗击蒙古的战役，并在那时修建了海龙屯。但到了明朝末年，土司杨应龙与川、渝地方发生矛盾，后激化为军事冲突，演化为叛乱，朝廷调动8省24万军队分8路发动“平播之役”。

公元1600年，24万明军围攻海龙屯，从农历四月一直到六月初六，历时48天，海龙屯才被攻陷。土司杨应龙在这个早晨上吊自杀，海龙屯毁于一炬。

杨应龙正是播州最后的土司，鉴于和明王朝以及周边小土司的恶劣关系，他在位时对他祖先所创建的海龙屯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今天人们在海龙屯遗址所能看到的铜柱、铁柱等9道关隘，都是明代的关口。与这些关隘相接的城墙，也同样建于明代。

再坚固的城堡，也没能扛住24万明军夜以继日的猛烈攻击。随着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初六凌晨，海龙屯被明军攻陷，杨氏一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宣告终结。次年，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两府，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新时代。

1257年海龙屯在杨文手中初建时，它的名字还叫“龙岩新城”，这个以抵御当时外敌为目的的国家防御工程，在343年后却成为地方势力和中央政府对抗的主战场。“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家’与‘国’关系的陡转，而且它见证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李飞说。

在海龙屯遗址一呆就近10年的李飞，熟悉那片废墟中的几乎一草一木。被问及这个世界遗产的最震撼处时，他说起了让无数旅行者望而却步又津津乐道的“三十六步天梯”：“由36步踏步构成的天梯，全长52米，坡度达30度。台阶倾斜，应出于防守考虑，便于施展滚木、礌石的冲杀力。1600年明军仰攻海龙屯，即受困于此，40余天后才从屯后破墙。”海龙屯被攻陷后，“三十六步天梯”渐渐被荒草遮蔽，直到1999年第一次试发掘时才重露真容。

海龙屯申遗之路

李飞带领考古队进驻海龙屯时，就住在刘远光开的接待站里。刘远光是海龙屯第一个文物保管员，他见证了淹没于深山野草中的海龙屯在近400年后的重见天日。

1979年，全省正精心准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遵义市文化馆工作的34岁的葛镇亚被抽调参与文物普查。他曾在《遵义府志》中读到过关于海龙屯的简单记载，并判断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址，于是在那个寒冬，他踏上了寻找海龙屯的路途。

到达太平公社，他得知海龙屯还要再往山沟里走十几公里。夜幕降临，便在山下双龙组的一户人家敲门求宿。接待他的大爷告诉他，虽然已经没人能说清海龙屯所在的具体位置，但这个村庄的村民们却都知道这附近有“宝贝”，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们就在挖土时挖出过青花瓷盘子。第二天，继续上路的葛镇亚在皑皑白雪中往深山的高处艰难攀爬，直到眼前出现一道黑色的关口，在冰天雪地中赫然矗立。

此后，葛镇亚又多次去到海龙屯，并邀请曾经接待他借宿的大爷带路，对海龙屯的各个关口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拍摄、绘制。而这位大爷，就是刘远光。

到了2012年，李飞和考古团队进驻时，刘远光的接待站的条件仍然艰苦。缺水、电压不稳，打印机和变压器都被烧坏过，考古队到了晚上七八点就无法开展工作。更不用说住在多雨湿润的山上，考古队员那些永远不得干爽的被子，和总是难以满足的洗澡需求。

2012年，李飞在海龙屯待了275天。考古成果全票入选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数百年岁月掩埋的海龙屯，从此被全国考古界“看见”。

2012年11月，新一轮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公布，贵州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等，合并称土司遗址列入“预备名单”。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确定，贵州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申遗，作为2015年中国申遗唯一项目，标志着海龙屯申遗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在当时联合申遗的3处遗址中，贵州海龙屯土司遗址发掘起步最晚。2014年3月21日，土司遗址保护暨湘鄂黔三省联合申遗联席会议在遵义市召开。从3月24日到9月17日的专家现场评估，海龙屯申遗团队必须要在短短5个多月时间内完成28个项目。在这段紧锣密鼓的工作期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前来预检时明确提出：“海潮寺不做好保护和修缮，海龙屯就是带病申遗”。曾参与布达拉宫修缮工作的文保专家、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与规划所副所长、现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查群在海龙屯上整整住了一个月，夜以继日地抢工期，在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前提下，通过结构矫正、病木更换、屋顶修缮等方式，确保了文物安全，让海潮寺修复成为国内同类文物修缮的典范。

2015年，海龙屯申遗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李飞当年在海龙屯上待了330天。当年7月4日，中国申报土司遗址全票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海龙屯成为贵州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通观世界，申遗的周期通常都在10年以上，国内专家对仅用3年时间申遗的海龙屯作出高度评价：创造了一个奇迹，时间最短、投入资金最少、专家验收评价最高、效果最好！

历史学家范同寿这样评述海龙屯：即使不在“最悠久、最险要、最坚固、最完整的军事城堡”的名头上做文章，海龙屯本身也具有无法低估的历史文化价值。“杨应龙建造城堡的目的是与明军对抗，建成后的海龙屯却大大超越了杨氏土司的初衷。龙岩山的雄奇加上巍峨壮观的建筑，这种高高在上、古朴、沉静、肃穆、清新的景观，只有在贵州高原这样的环境里才能被打造出来。”范同寿认为：“支撑这一古代军事建筑的，是源远流长的播州土司文化；让海龙屯保持无限独特魅力的，是群峰逶迤，谷深山高，犹如鬼斧神工的黔北锦绣山川；与海龙屯相辅相成，互映成趣，如闻播州千余年历史吟唱的，是散布各地的播州土司庄园，包括杨粲墓在内的杨氏土司墓群和不断引起考古学界惊叹的黔北宋墓。”

土司制度的重要见证和载体

海龙屯，是土司制度的重要见证和载体。“用今天的话来讲，土司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一国多制，其核心是‘齐政修教，因俗而治’，这一制度保障了国家的统一，也保障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积极的一面，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弊端，因此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李飞说。海龙屯所揭示的，有土司对国家的认同，主要反映在衙署的格局，比如中轴对称、门和厅堂的间架数量等，都是中规中矩的；也有对中央王朝的忤逆，比如打破“土司无城”的“成例”，违规营建固若金汤的山地城池。

土司遗址申遗，推动了土司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继遵义海龙屯遗址入选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2014年，贵州另一处土司遗址——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也荣膺全国“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周必素，是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考古发掘领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就与土司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先是就职于遵义市杨粲墓博物馆，调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主要的学术方向依旧是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以及西南地区宋元明时期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以海龙屯申遗为契机，从2012年开始，贵州启动了播州土司遗存的系统性考古工作。包括海龙屯、新蒲播州土司墓地等在内的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几乎囊括了中国考古的各类奖项。除海龙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海龙屯遗址和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分获全国“十大”之外，中国西南土司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贵州、湖南、湖北）还在“2015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获得2013至2015年度“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海龙屯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考古发掘项目荣获被中国考古学界视为田野考古“金奖”的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2021年，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是贵州唯一入选的项目。2022年，海龙屯遗址和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入选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首席专家周必素，在《中国西南土司遗存考古研究回顾》一文中，从司治、军事遗址、墓葬、碑刻、宗教等9个方面对西南土司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认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司考古工作，特别是海龙屯等3处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以后，不仅是对土司制度文化的探寻，也掀起了一阵“土司学”热潮，从中国土司制度、土司文化以及“土司遗址”的申遗、管理、利用、宣传等方面，进行了文献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在4卷225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海龙囤》的序言中评价：考古揭示出的海龙屯规划，通过研究折射出的“家衙一体”实践，作为古代王朝的地方“政体”，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政治与礼仪思想：即“家国同构”规制、国家“各地”的“多元文化”归于“一体”的“国家文化”。在他看来，“海龙屯遗址的考古工作有着普遍意义上的时代与政治特点，具有历史的典型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就在于承载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